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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热”不仅是疫情催生的结果
8月初，上海约5万高考生陆续在志愿填报系统上完成志愿填报并签字确认，部分优秀学子因敬佩“抗疫英雄”，在填报志愿时选择医学专业。
今年，不光是上海如此，在很多地方，高考填报志愿时都出现了“从医热”。 受疫情影响，很多考生都有相同的情怀，他们被医务人员的抗疫表现深深感动，立志和他们一样，做守护健康的白衣卫士。 可以说，疫情对于当前的“从医热”，起到了很强的助推作用。
但疫情只是为“从医热”添了一把火，拉长视野来看，这股热度其实已经存在，若没有出现这次疫情，“从医热”仍会形成一定的趋势并持续下去。 这主要是因为，决定考生是否选择医学专业的负面因素正在逐渐消除，而正面因素又在不断累积。
过去考生不愿选择医学专业的重要原因，是暴力伤医、聚众扰医等案件频发，让医务人员缺乏安全感。 然而，随着医闹入刑、将医院列为公共场所等强化医院安保的法规陆续出台，保障医务人员安全的法治基础日益坚固。 民众的直观感受是，医院里拉条幅、设灵堂、摆花圈等现象已很难再看到。 尽管极端个案仍偶有出现，但总体而言，这类案件已大幅减少。
认为医务人员工作强度大而不愿从医的人不在少数，但这方面也在悄然发生改变。 对比国家卫健委每年发布的《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可以看出，医务人员数量增加趋势十分明显，比如，2011年末我国执业（助理）医师241.3万人、注册护士204.8万人； 到了2019年末，执业（助理）医师达386.7万人、注册护士444.5万人。 人员明显增加，平摊到个人的工作量自然相应减少。
随着医疗强基层战略的实施，医务人员忙闲不均现象也得到大幅缓解。 基层不再“门可罗雀”，大医院的工作量就会相应下降。 且人工智能技术日益成熟，分级诊疗、远程会诊等模式也趋于定型，医务人员会从繁重的工作中进一步解脱，担心医务人员太辛苦而不愿意从医，就会日益显得不合时宜。
因此，对于今年高考过后出现的“从医热”，既要看到疫情这个短期影响因素，更要看到大环境改变这个起决定作用的长期因素。 这种趋势预示着，医学专业不仅今年热，更可能年年热、持续热，趁初热尚未炙手可热时，或许是选择医学专业的最佳机遇期。
（摘自《北京青年报》时本）
近百人集体出走中科院风波
近日，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近百名科研人员集体出走，其中大多数是博士毕业，并拥有事业编制。 这在中科院系统内引起广泛关注。 7月21日，沸沸扬扬的“出走事件”引起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重视，在听取中科院汇报后，要求国务院办公厅、科技部、中科院等单位成立专项工作组赴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就其下属研究所职工离职事件展开深入调研。
多人辞职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坐落在董铺水库中，它三面环水，形如小岛，随着中科院合肥分院的入驻，得名“科学岛”。 在这里，数千名科研人员创造出“人造小太阳”等实验成果，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自然科学奖”。
6月28日晚，科学岛一名中层干部向记者证实，已有90余名科研人员辞职，均为中科院合肥研究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核所”）职工。 “核所最高峰时有500人，这几年人才快速流失，到去年只有200人了，这下90多个人辞职，还剩100人左右。 ”这名干部表示，此事已经引起了领导的注意，目前正在调查离职风波背后的原因。
至于人才流失的原因，他解释称：“核所原先是一个搞核材料的研究室，之后扩张成一个研究所，曾承揽下国家的几个大项目。 但这两年申请不到大的科研项目，没有钱，人才就走了。 核所每年离职率是我们院最高的。 ”核所官网显示，目前吴宜灿是核能技术研究所所长，负责研究所战略规划工作。 2019年11月22日，中国科学院正式公布2019年院士增选结果，吴宜灿研究员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不过，对于工资、收入变动引发人才出走的情况，核所一名科研人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两年收入是平稳的。 疫情发生之后，我的科研工作都忙不过来了，没怎么关注工资。 ”
更换保安成导火索
记者了解到，集体辞职事件的导火索，是院方强制为核所更换保安，核所科研人员认为自身权益被侵犯。 此前，是核所自行聘请保安。
一名疑似核所职工的用户在知乎上写道：“院方在没有任何提前沟通的情况下拆门禁，还有不少保安巡逻，把研究所前后门锁住，对科研人员没有一点儿尊重，有些女同事都惊恐地哭了。 ”
不过，上述科学岛中层干部解释称：“我们6月15日去给核所换保安，交接时，几十个科研人员冲过来，说不尊重他们，没提前征求他们每个人的意见。 实际上，核所之前聘请的保安到期了，也不给人家续签、不付钱。 院长约谈核所领导班子之后，说好6月15日更换，而且由院方付钱。 ”
这名干部提供的视频显示，在更换保安的时候，院方人员与核所人员发生了言语冲突。 核所人员要求保安将院方人员“赶出去”，并禁止摄像。 院方人员说：“不管怎么样，你进去把那些线都拔掉，这不是你应该干的事。 ”核所人员则回应说：“这是我管辖范围之内的。 ”
“核所有涉密的项目，我们换正规的保安公司和换门禁卡，才能防止外人进入工作区域。 ”这名干部告诉记者，冲突一直持续到6月15日晚上11点，30多名特警到来后才平息。
记者注意到，核所的域名后缀为“cas.cn”，目前与科学岛官网一致。 该中层干部说，这是此次改革强制核所改用的，之前的后缀为“fds.org.cn”。
“目前我们按照党纪党规在内部整顿，事情暂时平息了，90多位辞职的今天（6月28日）也没来上班，人事处已在清理人员，资产处也宣布清理资产了。 上升到党纪党规，又立案调查了，估计多少有些震慑力。 ”这名干部介绍，目前有90多人辞职，空出70多个事业编制。
“核所很多职工学历是中科大本硕博，平均年龄为31岁。 读了22年书，博士出来有个事业编制，1个月工资1万多元，很多人都有科学家园的福利房。 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太可惜。 ”这名干部称。
房产信息平台显示，科学家园是公寓房，2011年竣工，均价17000元／平方米。
三研究所被裁撤
科学岛原有安徽光机所、等离子体所、智能机械所、固体所等10个科研单位。 2019年，院方裁撤了技术生物与农业工程研究所、先进制造技术研究所、应用技术研究所这3个科研单位。 其中，先进制造技术研究所设在常州。 被裁撤后，该所部分课题组并入其他所。
在知乎上，一名疑似先进制造技术研究所职工写道：“我们所在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方面做得还是很不错的，为常州当地的产业经济作出不少贡献。 不知新上任的院领导是不是看不上我们的产业化，十几年的老所说撤销就撤销了。 虽然给所长安排了一个新位子，也算是安抚好了，可我们底下这么多人何去何从？ ”
6月30日，记者采访了先进制造技术所综合办主任杨慧。 他表示，该所是中科院合肥研究院与常州市科教城的共建项目。 “常州有三块牌子，现在只是把合肥这边的牌子拿掉，常州所还是独立法人单位。 人员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合肥研究院派遣来的，编制属于合肥研究院，另外两种是常州这边的事业编制和外聘人员。 常州的原班人马不会调整，合肥的人员编制仍在合肥研究院，也没有太大影响，可能回合肥，也可能继续被派遣在常州工作。 ”
对于机构调整和撤所，上述核所科研人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整体来说反响并不是很好。 我在其他所的一些同学反映，所都没了，以后科研项目怎么做？ 这些他们都表示疑惑。 ”
记者询问上述科学岛中层干部，撤所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他回应称：“是为了整合力量，凝练学科方向。 ”
“核所工作正常”
6月29日，上述核所科研人员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目前所里科研工作正常进行，我是研究生导师，前几天学生毕业答辩也是正常的。 ”他表示，作为基层科研人员，只想安心把科研做好，其他也不好说什么。
7月1日8时许，记者前往科学岛的核所，看到工作人员陆续入所上班，且需要在门口刷门禁卡，门口有一名保安人员。 这名保安说，自己所属保安公司受雇于院方，几天前来核所接替了之前的保安公司。 他还说，吴宜灿所长也正常上班，“我昨天还看到他了”。
核所一名党委委员表示：“离职是比较正常的事情，核所的科研环境基本正常。 ”对于近百人规模的科研人员因何集体出走，他并未透露更多信息。 记者尝试联系从核所出走的科研人员无果后，于7月2日致函核所及吴宜灿所长等人，截至本文发稿未收到回复。
7月9日，上述科学岛中层干部告诉记者：“这两周核所没有新增辞职的，目前事件趋向平稳。 ”
值得注意的是，更换保安引发冲突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7日，核所召开2020年中工作进展会。 会上，吴宜灿强调，核所作为合肥物质研究院的一员，将继续坚定支持研究院新形势下的各项改革，要求全体科研人员继续保持疫情期间的科学理性，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鼓励全所人员心无旁骛，继续在科研一线做好本职工作，作出优异成绩。
（摘自《中国经营报》郝嘉奇）
中国影院复工后的狂喜与徘徊
7月16日，国家电影局宣布：“全国低风险地区的电影院可在有效落实防控措施后，于7月20日有序恢复开业。 ”看到消息的那一刻，有人用“奔走相告”“喜极而泣”来形容从业者们的反应。 短暂的喜悦过后，是真刀真枪的考验：电影院恢复营业，就像一个人，一直在走路甚至在奔跑，就会形成一种惯性； 一旦停下来了，再启动的时候，你就需要更大的力气。
当《第一次的离别》出品人吴飞跃提出，要在电影院复工第一天上映时，会议室的空气凝固了30秒。 一阵沉默过后，所有人开始认真思考这个提议，声音一点点多了起来。
这是6月底的一天，中国电影已停摆近半年。 作为大象伙伴影业创始人，吴飞跃想用《第一次的离别》打响“复工第一枪”。 他也担心：“没有影院开业，没人看电影，没有票房……”
“我很担心食言。 万一所有力量用出去，都来不及7月20号上映，怎么办？ 那不是闹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吗？ ”大象伙伴影业只有4天时间，完成从数字发行、宣发到上映的全部准备。 《第一次的离别》，也成为中国电影重启的一次演练。
“太阳开始泛红”
影院复工的消息，让安玉刚看见了曙光。 他在朋友圈写道：“今天太阳终于开始泛红了。 ”
安玉刚是影行天下的创始人，这是一家电影营销公司。 他入行16年，创办公司11年，疫情造成的打击却是空前的。 疫情期间，他天天在App上学习，也鼓励员工把精力用在好的地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环球影业董事总经理甄超凡说：“我们纸上谈兵了几个月，（接下来）要做什么？ ”环球影业宣布，电影《多力特的奇幻冒险》定档7月24日。 第一批上映，准备时间非常紧张，但甄超凡想把握周末的票房“窗口期”。
制片方抢着定档，争分夺秒，营销、发行等工作也一同跟上。 《第一次的离别》早在7月13日就宣布，将在影院复工后的第一天上映。 电影海报上印着“久别盼重逢”五个字，吴飞跃在《致每一位热爱电影的朋友》的信中，也重复了这句话。
重逢比想象中来得更早。 疫情期间，吴飞跃看了一部电影《传染病》，他预见到了新冠的影响将持续很长时间。 7月20日的复工让他意外：“我们要推敲，能不能用最快的速度赶上这个时间点？ ”
箭在弦上，吴飞跃开始跟时间赛跑。 “不管4天还是5天，我们肯定要赶。 ”其中，最重要的是拷贝硬盘和保存密钥。 大象伙伴影业要在7月20日之前把《第一次的离别》的拷贝快递给影院。
他们在4天内寄出11000张硬盘，很快有9000多家影院签收了。 吴飞跃说：“看到这个数据，我挺高兴的。 大家都在猜测，影院复工时，到底关了多少、还活着多少？ 硬盘被签收了，说明影院还在运转，没有想象中那么差。 ”
至暗时刻
“你们什么时候复业？ 可以看电影吗？ ”过去半年，有很多年轻人问过李佳这个问题。 他是重庆一家连锁电影院的经理，他无奈地说：“每次有人问我‘什么时候营业’，我们只能对观众说抱歉。 ”
1月23日正好是大年初一，在接到关闭影院的通知后，李佳安排工作人员退票。 “退了两万多元，退完后检查好影院，安排好值班的事。 ”过去半年，李佳和同事轮班去电影院值班。 他每天中午12点到，忙完各种琐碎的工作，下午6点离开。 “我们有些店检查时发现顶楼漏水。 如果没人发现，赶上雨季，泡上个把月，大堂的装修就废了。 ”
李佳所在的电影院，墙壁上挂着春节档的电影海报，看起来有些落寞。 关门后，影院收入为零，加上地租、人工成本，负担可想而知。 即使商场减免房租，也是杯水车薪。
北京新影联院线总经理贺文进说：“收入全是零。 ”自关闭电影院起，新影联旗下的120多家电影院，一直没有票务和广告收入，经营惨淡。
环球影业原计划今年在中国上映的影片有《小黄人大眼萌2》《007：无暇赴死》《速度与激情9》等。 甄超凡说：“所有的期待都打碎了，我们一部片子也没上。 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维持几十人的公司，压力很大。 ”
环球影业的上一个“大年”是2015年，当时有《侏罗纪世界》等大片上映，票房飘红。 甄超凡根据片单预测，2020会是个“大年”。 他说：“突然间就没了，无论是业绩还是士气，对我们都是挺大的打击。 ”
“接近半年零收入，但房租、员工成本都得照常付。 ”安玉刚说。 他发现，在这个节点，有三分之一的人离开电影行业了，“有人去直播卖货，有人去卖保险，还有些人离开北京回家乡了”。
负责院线电影发行的大象点映也是如此，吴飞跃说：“大象的整个点映系统，基本处在荒废的状态。 没有任何的流量，没有任何的活动。 ”
一片荒芜，但总有人相信荒芜终会过去。
天亮了
7月20日晚上22点多，从南京一家影院的放映厅走出来时，影评人付润韬听见两个人在讨论《第一次的离别》，“有点儿像纪录片，有点儿闷”。 那一刻，他再次感叹：“好像又回到了熟悉的电影院。 ”
为了久违的观影人群，一些影院颇费心思。 豆瓣用户“HUgo_Days”分享了一组图片，成都某家影院的屏幕上，《天使爱美丽》中的艾米莉，《爱乐之城》中的米娅、塞巴斯汀，《这个杀手不太冷》里的杀手里昂都戴着口罩坐在电影院里，以注视着荧幕的姿态望着前方。 经典电影角色的“加入”，使得这时开业的电影院内更具温情。
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影院复工第一天，全国有1271家影院营业，排片总计1.2万场，总观影人次15.5万，总票房347.6万元。 其中，票房多产自几个复工较快的南方省份，北京等城市的影院在这一天尚未复工。 全国仅有8%左右的电影院复工，比多位业内人士预计的20%-30%的比例低。
影院开门不易。 李佳解释其中原因：“你要把员工招回来、要排班，影院还要达到防疫要求，差不多要7-10天的时间。 ”第一天复工的影院，是做了加速工作。 有些影院能否复工都是未知数。 “百分之六七十的电影院本来就不盈利，赔本赚吆喝。 疫情后，市场要恢复，如果房东租金还不减，人们就会衡量还要不要开下去。 ”李佳认为未来两个月是影院关闭的高峰。
“要恢复放映后一段时间，看看影院还要不要片子，能不能恢复正常。 影院要是关闭，也要走申报流程，要注销。 ”在贺文进看来，电影院复工，“就像一个人，你一直在走路，甚至在奔跑中，会有一个惯性。 一旦停下来了，等你再启动的时候，这一下你需要花更大的力气”。
大相径庭的调查
复工第一天，《第一次的离别》观影人数超5.6万人，以30.2%的排片率和43%的票房占比拔得头筹。 这比吴飞跃预想的结果要好得多。
“（市场）必然会恢复，甚至更好，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需要时间。 ”李佳说。 需要多久，没有人能百分百确定。 在疫情不反弹的情况下，少则几个月，多则半年、一年都是有可能的。
6月4日，新浪电影发起一场投票，问题是：“电影院近期开门的话，你会去吗？ ”调查显示，在27428份投票中，仅有3204人选择了“不会，还是觉得危险”，占比不到12%，有观影意愿的人占87%。
新浪财经在5月也发布了一场类似的投票，结果却是大相径庭，有45%的人选择“先等等，观望一下疫情情况”，仅有不到22%的人选择“这么久没看电影，一定第一时间去看”。
这揭示了影迷与普通观众在观影习惯上的分野，而疫情使得这种撕裂变得更为明显。 影院复工第一天过后，有人欢喜有人忧。
（应受访者要求，李佳为化名）
（摘自《看天下》杨建伟）
沈力：“为您服务”的一滴水
7月28日，著名播音员、主持人沈力因病去世，享年87岁。 1958年，我国筹建全国第一家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沈力是第一位电视播音员。 在此后十几年的播音岗位上，沈力完成了几千期节目的直播任务，是中国电视史上当之无愧的播音第一人。 沈力被称为“中国电视播音主持界的第一滴水”，这滴水注入的活力贯穿了中国电视行业从初创到壮年近半个世纪的岁月。
“观众就是自己的亲人和朋友
沈力，原名沈立环，1933年生于山东济南。 1957年，沈力转业并考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1958年调入中央电视台，成为中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 在电视台初创的一年多时间里，沈力一个人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国内国际新闻、文体节目、专题节目的播音以及大型文艺晚会等的转播任务。
那时，沈力需要每天早上6点赶到单位，把需要播出的稿件一份一份背下来，再通过语音、语气、重音、断句进行传情达意。 在沈力的记忆中，那段时光有点“狼狈”，“但是不觉得苦，也不觉得简陋”。 一间60平方米的办公室被一分为二，里面是导演间，监视器上播着新闻片； 沈力站在外面，一边透过玻璃看新闻片，一边通过一个话筒播新闻。
但是，沈力逐渐发现自己的播音缺少一种直达人心的力量，“不断总结，我就提出来一个新说法——电视播音员要建立视像意识，播音时你要想象着观众就是自己的亲人和朋友”。 正因为如此，沈力的播音被赋予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温暖和亲切感。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持人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白谦诚记得，沈力大姐给人一种温暖、亲和、平易近人的感觉，她给人们带来一种希望。
从第一次踏上播音岗位开始，十几年里，沈力完成了几千期节目的直播任务，是中国电视史上当之无愧的播音第一人，而她在工作中的感受与经验也成为中国播音主持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宝贵资料。
强调为“您”服务
1982年的一天，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陈汉元找到了沈力，提出让她领导并主持一档生活服务类节目《为您服务》。 这是央视创办的第一个固定栏目名称、固定播出时间、固定主持人的专题栏目。
一次采访中，沈力透露，自己其实并不擅长琐碎的日常生活，也很少做饭，这样的经历让她感觉自己很难准确地把握观众的需求。 “我就比较重视来信，因为这是了解观众的唯一渠道。 ”《为您服务》一个月大概接到3000多封观众来信，最高峰达到过5000多封，沈力每信必看。
1984年，一位学生观众来信向沈力反映，自己佩戴的眼镜一到室内就有哈气，怎么办？ 节目组为此走访了眼镜店、大学、科学院……等到找到方法，已经到了第二年春天。 时隔一年，沈力终于在节目中给出了答复：“我希望他能看见这期节目，我们诚心为您寻找了一年的答案，您的事情我们没有忘记。 ”
在《为您服务》工作期间，沈力日复一日地修改了近千篇稿件和主持人串讲词，她习惯把“大家”改成“您”，习惯在节目的最后跟朋友们道再见，习惯真诚地说“这是我们特意为您录制的节目”。 央视《人物》曾制作过一期沈力的专题节目，节目中展示了一份主持人串讲词，字数不足140字，沈力修改了11处，稿件的空白处，沈力还标注了自己修改的原因和感受。 沈力靠着这种和蔼可亲、真诚朴实的风格，把中国电视节目的样态从“我播你看”变成了“你点我播”，《为您服务》的收视率一度仅次于《新闻联播》。
“夕阳红”是有信仰的一代
1990年代初，老龄化成为一个全新的名词，央视顺应时代，开始着手打造一档为老年人量身定制的节目《夕阳红》。 1993年，沈力被返聘担任该栏目的主持人。 此时，沈力已经60岁了，离开主持人岗位已经整整5年。 1990年代，《夕阳红》和名牌节目《东方时空》一起，是央视的王牌栏目。
沈力曾回忆，《夕阳红》对自己的帮助很大。 “采访了那么多老年人之后，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一代老年人是有信仰的一代人，有坚定的生活步调，有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他们有一种锲而不舍的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我采访他们，学到了他们身上的很多东西，我也以此指导自己的老年生活。 ”
1995年，沈力荣获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授予的中国主持界最高奖——第二届金话筒特殊荣誉奖。 2006年9月，沈力与赵忠祥、宋世雄共同获得中国电视主持人25年杰出贡献大奖。 据透露，5年前，沈力身患疾病，但她一直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与病魔作着顽强的斗争。 对于沈力的离去，电视人和观众也遗憾万分，包括导演哈文，主持人张泽群、曹可凡等纷纷在社交网络表达哀思。
（摘自《北京青年报》祖薇薇）
汪涵：一个“策神”的抢救方言之路
汪涵是国内少有的能让人把他的名字和方言紧密联系起来的主持人，方言既是他行走江湖的“秘籍”，也是他的特有标识，无论是在综艺节目中和嘉宾套近乎，还是在更早的脱口秀节目中展现他“策神”的风采。
“策神”的方言进阶路
2002年5月，在湖南广播电视台的地面频道湖南经济电视台，一档无主题式、带有些意识流色彩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开播。 节目采用了方言笑话、影视桥段剪辑、短剧、访谈等各类元素，汇聚了各行各业的普通人，颇具草根色彩，节目主持人是汪涵与马可。 这就是自开播起一炮而红，后来在湖南乃至全国范围内掀起风潮十余年、有着方言特色的《越策越开心》。
汪涵掌握这么多种方言和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 他1974年出生在苏州，父亲是苏州人，母亲是湖南常德澧县人。 1957-1958年，父亲和母亲先后因支援当地建设和招工来到湖南湘潭。 1960年代，全国兴起将工业向内地迁移的“三线建设”战略。 属于“大三线”的城市湘潭就汇聚了全国各地来的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为汪涵学习方言提供了环境。
汪涵5岁左右由苏州到了湘潭。 当年，和父亲同一个单位的职工都住在同一个院里，家对门是父亲来自无锡的同事，楼下是上海的阿姨，再往楼下是四川的阿姨、伯伯。 每到晚上，他总能听到邻居用四川话喊“啥子啥子，你快回来吃饭”，上海话说“侬辣阿里的（你在哪儿）”，湖南话叫“你快回来”，各种声音此起彼伏。 汪涵当时上的是子弟小学，有来自湖北、陕西等各地的小伙伴。 到10岁左右，他已经能说苏州话、常德话，基本听懂上海话、四川话，能模仿一些湘潭话，但当时学方言都是无意识的，谈不上兴趣，只是觉得“好玩”，可以“显摆”。
工作以后，因为用方言做节目，汪涵发现通过说方言可以拉近与嘉宾的距离，使对方放松下来，这在他看来是一个“独门秘籍”，“我就去学习、运用，还发现用得特别顺手”。 对于方言，他历经了从好玩到有兴趣、有意识地去巩固的过程。 在《天天向上》，可以看到他用四川话、湖南各地方言、湖北话、粤语等和嘉宾插科打诨、套近乎。
用年轻人感兴趣的方式保护方言
《越策越开心》中大量运用方言更多考虑的是让大众喜欢上这个节目，汪涵说，到2016年，他参与制作的两档方言类节目《十三亿分贝》和《多彩中国话》则是想为保护方言多做些事情。
2011年左右，他有机会每周去湖南方言学的泰斗、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鲍厚星家中学习怎样研究方言。 也是在这一年，他的另一位老师、诗人、书法家虞逸夫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和他说，如果真喜欢方言，就去作一些音韵学的研究。 这是一门研究汉语语音系统的学科，内容涵盖古代汉语各个历史时期声、韵、调种类及组合规律。
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汪涵思考怎样将语言的多样性和神奇之处展现出来，“我最在行的还是做节目”。 后来，他又结识了时任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现任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主任曹志耘，以及曹的学生、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王莉宁。 2015-2016年期间，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去北京语言大学访问，参与方言的学术研究，同时推进节目的研发和制作。 直到2016年，两档节目诞生。
在2015年担任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顾问后，汪涵也在思索如何进行语言资源保护。 他提出“精准语保”，即语言资源保护既要面向老年人，将他们的声音赶紧留存、记录下来； 也要面向年轻人，使他们能够运用方言。 而“精准语保”的核心理念就是“兴趣语保”，即让年轻人对方言产生兴趣。 在他看来，现在的“90后”“00后”从小成长起来的环境就是普通话，讲方言的机会越来越少，很多上海小孩不会说上海话，湖南小孩不会说湖南话，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对方言无法产生兴趣，只是缺少培养他们兴趣的环境。 汪涵认为，所有的孩子都追求不一样，方言就是一种很有个性、不一样的东西，这会使得他们有兴趣。 他还常说那句“方言是一种我说、你懂、他不明白，被时间浸润出来属于当地人的情话”。 他希望，通过制作这样的节目让年轻人有继续讲方言的意愿，了解到方言背后有深厚的文化支撑和巨大的趣味性，而保护语言的多样性就像保护物种多样性一样重要。
方言田野调查最难的是找发音人
2015年7月5日，汪涵启动了抢救、保存方言的“響應（响应）”计划。 他和团队计划用5-10年时间，在湖南省境内调查57个方言点。
“響應”计划的缘起同样和虞逸夫、鲍厚星两位老先生有关。 虞逸夫在人生最后一年和汪涵一次谈话时说，想要研究方言，就要把小学功夫学好。 所谓小学功夫，是指中国传统语文学包括的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等在内研究汉字音、形、义的学科。 鲍厚星教授则告诉他，目前开展的语音语料的收集面临着很多困难，收集的力度不够大。 汪涵想着湖南方言有其丰富性，自己喜欢，又有能力去助一臂之力，于是以民间的身份参与进来。
方言调查用的是田野调查路子，即实地去找到合适的方言发音人，让其用方言读出提前选定的词汇，通过录音、录像记录，保存下来的过程。 提前确定的词汇中，既包括吃饭、睡觉等常用语，也有湖南话的特有词，还涵盖一些俚语等。 一个方言点的调查词汇表要1500个左右。 由于平时有教学、科研任务，“響應”计划的田野调查只能在寒暑假进行。 汪涵对记者说，现在“響應”计划已进行到中后期阶段，57个调查点中的绝大部分语料已采集完毕，目前正在运用技术手段建立语料库。
希望建一所语言博物馆
两三年前，汪涵就有个愿望，希望能建立一个语言资源博物馆。 今年湖南省两会上，汪涵再次提出了这一建议，他期待中国语言博物馆在湖南落成，这也是他“響應”计划的终极目标。
在他看来，杭州有中国丝绸博物馆，安阳有中国文字博物馆，而中国有如此丰富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却没有语言博物馆，是个遗憾，“每一种语言和方言都是一个宇宙，是当地上千年间形成的对于一个事物的独特认知和表达”。 对于“吃饭”这个词，长沙人、常德人、邵阳人等都有不同的发音，这还仅仅是在湖南一省之内。
他希望中国语言博物馆建成后，能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和“響應”计划的部分成果，以及中国和世界濒危语言的语料，以现代化的手段展出，人们从中可以感受到世界的多彩缤纷，“有那么多种语音来表达吃饭、睡觉”。
在汪涵眼中，方言的价值不止于此。 湖南话中，“锅”和“鞋”还可以用“鼎”和“履”表达； 上海话里，“馒头”是指带馅蒸制的面食； 浙江东阳话中，“睡觉”能用“眠熟”表示。 从方言中，还可以看出移民的轨迹，如从五代开始延续到明朝的江西向湖南的移民，就对湖南话产生很大影响。 但汪涵也坦承，方言保不住、护不住是大势所趋，他和团队所能做的就是尽早、尽可能详尽地将方言记录、留存下来。 这也是他要建立语言博物馆的另一重意义。
“最起码若干年之后，能有一个博物馆，你愿意走进去的话，你能听到100年前、500年前，跟你同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祖先，是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达他当时的喜怒哀乐的。 ”汪涵说，“如果我们没有保护方言的意识，100年后的人类再也无法听到今天的声音。 ”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杜玮）
TikTok是怎么被美国盯上的？
短短三年，TikTok（抖音海外版）踏足30多个国家，攻占180多座城市，俘获全球10多亿用户，火速在国际短视频赛道里，拿下第一。 就在其欲加快全球扩张的步伐时，2020年中，“令全球发抖”的TikTok突遭变量。
围猎与斡旋
印度开了个坏头。 6月30日，印度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封禁TikTok。 在下架之前，TikTok已收割6亿印度“老铁”。 而接近字节跳动的人士称，其公司或遭受超过60亿美金的损失。
痛失印度后，一颗“炸弹”又从美国飞来。 经过“封禁TikTok”的恐吓后，美国强买TikTok的丑陋行动正徐徐拉开大幕。 微软公司8月2日发表声明称，和特朗普总统商议后决定继续推进收购TikTok，“无论如何要在9月15日前完成谈判”，交易同时涉及TikTok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业务。
只是，为什么是TikTok？
TikTok可以称得上迄今为止中国出海最为成功的产品，它是全球下载次数最多的应用，其装机量击垮了它的同类巨头竞争者们，包括YouTube、Instagram、Facebook等。 SensorTower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抖音及其海外版的全球总下载量已经突破了20亿次。
更可怕的是，它的用户活跃度也十分可观。 数据机构AppAnnie数据显示，目前TikTok的全球月度活跃用户数已高达8亿。 走到这一步，TikTok用了3年，而YouTube花了6年，Instagram花了7年，Facebook则花了12年。
用户愿意停留在TikTok上的时长也相当惊人。 Prioridata的数据显示，在美国，人们每天要打开TikTok约8次，平均每次4.9分钟。 对应到Facebook、Instagram和Snapchat身上，则分别是4.7分钟、3.1分钟以及1.6分钟。
但是，快速征服海外的速度在给予字节跳动荣光的同时，也给它带来了风险。
事实上，商业夹击和政治风险一直伴随TikTok左右。 三年里，TikTok一会儿被指控在保护用户隐私方面做得还不够； 一会儿被质疑涉及更加复杂的“信息流”安全问题。
而字节跳动也在最大限度地为TikTok保驾护航。 但除了采取不断地去中国化、招募更多的外籍高管和员工、重新理顺投资者关系，以及在新加坡建立数据备份系统等措施外，不可否认的是，它依然树大招风。 就像白宫顾问所宣称的：“即使TikTok被卖给美国公司，也不能解决问题。 ”
席卷外国后浪
出海，对TikTok来说，就意味着，不得不进入老牌霸主们占据的地盘，虎口夺食。
海外版抖音如此吸引人，玩的方式上其实没有太多改动，不同的是画面里的人不是东亚面孔了，不同的是本地化内容。
具体而言，TikTok在不同海外市场的破冰，固然有偶然的成分存在，但大体上，其运营思路和国内一致。 首先，增加了数亿的投放预算，烧钱吸引红人入驻； 然后，明星效应为其带来了大量年轻的种子用户，拉来第一批流量； 接着，靠着超强运营引爆口碑。
从页面设计到算法技术，但凡叫得上名字的社交软件都看准了TikTok对全球网民，尤其是年轻人的致命吸引，于是，视TikTok为灵感的“源泉”，进行疯狂的临摹。 其中，动静最大的当属扎克伯格。
2018年11月，Facebook发布了一个与TikTok一样支持用户拍摄长达15秒的短视频应用Lasso，希望能够适应墨西哥等国家市场。 不料却遭到《纽约时报》毫不客气地评价：“一个蹩脚的克隆版，借用了TikTok许多核心功能，甚至试图吸走一些有影响力的用户。 ”
TikTok实则完全是一种“产品怪物”，难以超越。 在同台竞技的过程中，Lasso不堪一击，其月均下载量不到TikTok的1%。
要说TikTok崛起为什么能改写海外互联网商业版图，原因就在于，它深知“后浪经济学”的奥秘。
如果YouTube、Instagram是精英阶层展示优越生活的“圣地”，存在一种炫富式消费文化，那么，TikTok则主打草根、下沉年轻。
以美国市场为例。 TikTok去年曾透露，其在美国拥有2650万月活跃用户，其中约60%的用户年龄在16-24岁之间。 尽管只有9%的美国互联网用户说他们使用过TikTok，但在青少年互联网用户群体中，这一比例上升到了49%。 换言之，TikTok才是海外后浪们乐此不疲的社交王国。
TikTok的风生水起，就是敏锐地抓住了过去十余年间互联网精神，也就是管理学大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说的“颠覆式创新”：大公司之所以无法预见自己被颠覆的命运，恰恰是由于它们专注做“正确之事”的过度理性——专注于为最优质和最能贡献利润的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而忽视了来自创新型小公司、高端市场之外市场带来的潜在威胁。
这个道理，在中国，除了字节跳动以外，拼多多等公司已经讲过了。 也许特朗普还不太熟悉。
（摘自《南风窗》何子维）
美国两代华人间的种族抗争论战
耶鲁大学本科英语系大三学生黄艾琳最近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爸妈和华人社区与非裔站在一起，抨击华人家庭和社区里一向强调埋头苦干、不论时事、甘心做美国少数模范族群的价值观。 然而，新冠疫情使亚裔从少数模范族群变成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其他少数族群口中的“病毒族群”，也产生了亚裔的身份认同危机。
黄艾琳的呐喊正戳中了一个近年来酝酿的爆发点——华人新移民正处于美国亚裔的分裂线，而华人一代和华人二代对身份认同具有不同的价值观，美国种族抗争只是暴露了这个痛点。
为什么华人二代要“和非裔站在一起”
华人二代在美国主流文化中长大，用英语为母语表达他们的想法。 他们认同大多数美国人尊重人权，积极争取种族正义，但是由于近年来选举政治使得美国的族群问题变得空前紧张，他们开始亲身感受到了自身的身份认同受到威胁，在心痛父母一代的漠视与偏见之余，他们呼吁所有的美国华人观看纪录片《亚裔美国人》，并倡议为非裔社会活动组织捐款。
PBS（美国公共电视台）的最新纪录片《亚裔美国人》播出后，有人约黄艾琳就美国华裔历史写一篇观后感或一首诗。 “可是，我发现在这个时候很难作诗。 我不想只关注我自己族裔的历史和故事，而不去了解和认识所有被边缘化的少数族群经历的挑战、痛苦和创伤（其中也包括我们自己族裔的遭遇）。 ”
黄艾琳描述了亚裔美国人中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着敌视（或歧视）黑人的言论和成见。 她写道，“亚裔自诩为模范少数族裔——医生、律师，听话，安分守已，有成就。 我们跟其他有色人种不相干； 我们甚至会站在美国白人一边贬低那些人”。 即使当“敌视黑人”的现实与亚裔自身所遭受“系统性种族主义”如此紧密地关联在一起的时候，许多亚裔美国人（包括她自己）都不愿意，有时甚至拒绝参加有关非裔美国人所面临的种族暴力的讨论。
反讽的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人二代发觉，其实“我们在这个国家的生存一直是有条件的”。 从十九世纪当中国劳工初来美国时被私刑处死，《排华法案》禁止他们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到被剥夺了法律人格权； 到当珍珠港被炸时，日裔美国人被围捕、拷打并拘禁在集中营……当新冠病毒袭击美国时，亚裔美国人遭到攻击和骚扰，被指责为“病毒携带者”。 当黄艾琳被指为是“吃蝙蝠的人”，她警醒到，作为亚裔，“我们永远不会真正属于这里”。
她写道：“虽然我们无法将亚裔美国人面临的挑战与非裔美国人遭受的野蛮暴行相比，但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都归功于他们。 ”但是，面对非裔乔治·弗洛伊德被指控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家杂货店因使用20美元假钞购买香烟而被白人警官“跪杀”，黄艾琳对华裔社区“置身事外”的沉默感到震惊和失望。
黄艾琳在耶鲁选择的专业是所谓“白左”集中的文科，这不是典型华人家长希望子女从事的行业。 但是黄艾琳认为：“我们华裔的历史不只有一大串听话的医生、律师和工程师； 我们的历史中更有革命者、活动家、斗士，尤其是幸存者……我拒绝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呼吁对我们自己社区的种族公正……在这个许多享有特权的少数族裔都站在白人至上立场上的时候，我要问：你和谁站在一起？ ”
为什么华人一代要“和美国民众站在一起”
然而，在许多华人一代的父母眼中，黄艾琳代表了“美国公校的左派历史教育对华人二代的恶劣后果”。 一名署名“吹号角的凌飞”的作者写道：“特别是关于民权抗争方面，不是去告诉学生在历史的进程中，各族群都在为更文明更进步一起努力，而是几乎只介绍非裔，只字不提其他族群，特别是，从来没有提到华裔在美国的民权抗争中的作用。 ”
这名作者认为，在这样片面到偏颇的教育环境下，形成了一个在美国的学生中很常见的片面认知：“美国的民权抗争，全靠非裔，华人要感谢非裔。 ”
“吹号角的凌飞”在另一篇文章中问道：“孩子，你有没有为你的父母想过，他们当年是如何从这种沉重的困境中，一步一步地走出来，他们有没有哭天抢地指责别人？ 他们有没有把自己的不富足归咎于别人身上？ 他们默默地工作，也默默地为你——他们的下一代购置了良好学区的房子，为你——他们的下一代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
在“吹号角的凌飞”看来，种族主义的根本是用某种人的努力所无法改变的东西来作为认同的根本基础。 “你可以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你的语言，但你无法改变你的种族，而‘身份政治’恰恰就是以你的种族来进行划分与站队。 ”
他反问，在400年的美国历史中，为什么非裔始终在“哀嚎”中无法走出？ “一个族群一次走不出，也许是打压； 两次走不出，也许是巧合； 但一而再，再而三地走不出，就不能不说自身一定存在什么走不出的原因了。 ”
因此，他提出反对“身份政治”，并“选择和美国民众站在一起，而不是把非裔与其他族群相剥离开来……因为我们相信建设，我们相信法治”。
教育平权分裂华人和亚裔族群利益
对比华人二代和华人一代对美国种族问题认知的差异，他们的用词和逻辑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 而潜伏在这底下的暗流，是华人和非裔/拉丁裔在某些议题上利害冲突的现实。
以种族平权议题为例。 近年来，以华人新移民为代表的组织，在反高校教育平权的诉讼中扮演了主导的角色。 在他们诉讼提出的数据中，指向非裔和拉丁裔学生受惠于平权政策，而牺牲了华裔/亚裔学生的权益。
美国亚裔群体对高校平权政策的看法，也暴露了从中国来的新移民，和相对已经融入“亚裔族群意识”的老移民之间的冲突。
华人新移民倾向于认为平权政策限制了亚裔学生的数量，跟白人、拉丁裔和非洲裔的学生比较起来，亚洲学生的入学标准考试成绩必须要高出30％-50％才有同样的入学机会。 亚裔老移民则认为，平权政策曾经提高亚裔的大学入学率，让早期的亚裔人口有上大学的机会。
华人一代和华人二代的认知差别，也凸显了在华人新移民与其他亚裔族群之间的差异。 亚裔内部利害冲突不但反映了代际的区别，也因为这个群体的多样性，由于大量原籍国（49个原籍国）、语言文化及教育、经济背景的差异，他们往往有不同的政治信仰与身份认同，造成认知和利益上的冲突。
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数据显示，美国约有2000万居民是亚裔，占美国总人口约6％。 截止到2019年，在美华人大约550万，占全美人口约1.7％。 因此，在传统的政治运作中，华人自然必须靠着与亚裔抱团才能形成气势。 华人新移民的热潮，正好赶上美国亚裔企图摆脱传统不吭声的“模范少数”刻板印象，但是随着这些社区团体整合资源，他们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尖锐。 因此，美国亚裔和华人之间事实上没有一致的利益或声音。
在新冠疫情暴发后对华裔和亚裔的种族歧视言论与暴力，更形成华裔与亚裔之间关系的张力。 一方面两者都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另一方面某些亚裔感受到受新冠疫情和华人待遇的“牵连”。 在亚裔族群里，也有类似华人一代和华人二代之间的辩论——更积极地融入“美国主流”，或是加入种族抗争？
这些论战显示了新冠疫情再度激发了亚裔的身份认同危机，而在中美紧张关系下的华人一代和华人二代更面临着危机的迫切性。 我认为，作为家长的华人一代，不能把华人二代的诉求完全看成是美国“白左”洗脑的结果，因为华人一代可能接受自己是外国人，华人二代却不能接受成为“永远的外国人”。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刘裘蒂）
“考古女生”的“钱途”，该被操心吗？
近日，湖南耒阳留守女孩钟芳蓉，以文科676分的成绩报考北京大学考古专业。 网友们对钟芳蓉的选择一度并不友好。 喧嚣尘上的网络舆论中，很多人认为钟芳蓉报考考古专业“不划算”“不值得”“为什么不读更好就业、更赚钱的专业？ ”
一
钟芳蓉报考北大考古专业的消息传出后，国内多家文博机构纷纷赠予考古书籍甚至考古工具，女孩崇敬已久的文物大家樊锦诗还亲自给她去信，勉励她“不忘初心，坚守自己的理想，静下心来好好念书”。 但在这些温暖的故事前，很多网友对钟芳蓉的选择一度并不友好。
有人用“云监护人”一词，形容这些为他人前程“操心”的围观者，后者全然不顾个人前程当由自己选择、不应动辄以世俗眼光评价个人选择等道理。 这种社会现象，值得警醒。 此事折射出的大众对待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实用主义心态，也值得细加审视。
恢复高考40多年来，大学教育已经从一般意义上的“精英教育”走向更加全民化的高等教育，今天的大学不再是普通人心中的“象牙塔”。 对很多家庭而言，大学教育是社会阶层流动的跳板，也是非常实际的找工作的“出路”。 高考后上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是一次博弈。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教育观念，选专业才成为一个“问题”，为人提供专业选择的参考意见甚至成为一门生意。
每年各种教育组织或机构会根据市场行情评估最热门专业和最冷门专业，而这些评估，无非工具理性和市场逻辑——哪个专业就业率高，哪个专业起薪最高。 很难说这种基于计算的评估没有其合理性，但必须正视的是，过度强调实用主义的评价体系，难免导致社会大众对待教育的功利主义追求，进而带来报考专业扎堆集中、忽视个人特质和喜好的浮躁现象。
犹记得中国刚刚加入WTO那几年，金融学忽然成为各大高校的“显学”，很多对金融并没有概念的学生，在老师或家长的安排下，来到一所为了迎合市场需求而新开设金融专业的学校学习。 四年毕业后，更多的人并没有走进招考时“许诺”的“华尔街”，反而因为专业的饱和过剩，从事着与自己本专业毫无关系的工作。 如此现象，屡见不鲜，今天的诸多网友们，又凭什么断言钟芳蓉的考古志向“没钱途”，听他们指路才是正道？
二
钟芳蓉的报考之所以倍受关注，还与其留守女孩的农家子弟身份有一定关系。 不少网友认为，钟芳蓉“不只是为自己读书，还是为改变家庭的命运读书”，因此，她的首要责任是“摆脱贫困”，让下一代实现“理想”。 不可否认，由于教育资源的相对不平衡，使得大部分农村家庭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过分在教育上投入成本，相对于城里孩子，农村子弟在专业选择时要兼顾的家庭因素很多。 应该庆幸，钟芳蓉不仅依靠天资和勤奋收获了知识，还有一个支持理解她的家庭——钟芳蓉的父亲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农村人最主要是担心钱的问题，但是她对金钱看得比较淡，我也认为孩子做自己喜欢的事会更开心。 ”
这样的选择，不仅仅是对待金钱的态度问题，也反映了钟芳蓉和她的父亲在对待教育乃至自我价值实现的观念上，并没有被世俗的功利主义所束缚和局限。 对兴趣爱好的尊重，对理想的追寻，对“无用”之学的自由态度，正是钟芳蓉的与众不同之处。
当前的高等教育体系里，的确存在着某些“最不挣钱的专业”，但大学之所以为大学，正是由于其包容自由之精神，假如大学只是一味迎合市场，那么还要大学做什么？ 一篇哲学论文在短时间内“挣”出的“工分”，一定比不上一台挖掘机，但改革开放序幕的拉开，与哲学教授胡福明等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密不可分。 文史哲这些相对“不赚钱”的学科，只是在工具理性的评价体系中才会“没价值”。 事实上，它们的价值早已经超越了财富价值。 它们是人类安身立命的根本归宿，也是大学人文精神的真正体现。 而当一个孩子对这些怀有真诚的憧憬之时，我们有什么权力对她说三道四？
天下不只有一个钟芳蓉，每一个愿意大胆听从内心、追求理想的人，都值得尊重与喝彩。 对更多未来的考生来说，钟芳蓉的故事也能带来启示——不是说不能有“实用主义”的考量，但在作出很多选择时，不妨多听一听内心的声音。 就拿大学专业选择来说，不妨再想想“竺可桢之问”：你希望5年后自己在做什么，你希望10年后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希望20年后自己以何为终生志业？
（摘自《解放日报》吴志远）
跑步时，我在想什么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的体重冲上了人生巅峰，我对镜子里那个胖子说，有趣的灵魂不能屈尊在这样的皮囊里，你必须跑起来了！
为了不给自己留后路，我把每日跑步的里程数晒在朋友圈打卡。 A说，每天睁开眼就刷到你已经跑完步，太励志、太振奋人心了； B说，我赌五毛钱，你很快就会放弃。 网络监督的效果很显著，我从三公里、五公里到七公里，持续跑了两个月。 在习得跑步技巧后，也从开始的气喘吁吁到后来的呼吸自如。 沉睡已久的脂肪日复一日地燃烧，再加上合理饮食，我很快就瘦了。
忍不住和身边人分享跑步带来的愉悦感，好友R笑说，她已经吃红利多年了。 R一直患有过敏性鼻炎，一接触冷空气，鼻子就像被拧开的水龙头，喷嚏也打个不停，秋季降温是噩梦，夏天的空调房更是大忌。 最为严重的时期，她甚至跟公司申请调到没有中央空调的仓库办公。 激素类药物只能短期控制，偏方试验无数都不奏效。 在一个涕泪交替的黄昏，R穿上跑鞋冲进暮色，想要用身体的怒吼来释怀。 沸腾的热血带来了鼻腔的通畅，也换来了胸腔的开阔。 R将慢跑坚持了下来，免疫力提高后鼻炎很少再犯，她还在户外跑中收获了玫瑰与爱情。
我跑步的时候，思想在天马行空，一些被遗忘的时间角落、时光碎片，会在汗水迸发的同时涌进思维的间隙，心中无数被禁锢的小精灵瞬间释放。 那时，我似乎感悟得到身体和灵魂的同频。 人总有一天会老去，可如果身体在天天的跑步中得到锻炼而健硕，思想还会那么快地退化吗？
我又似乎什么都没想，仅仅是用双手在做着前后摆臂，脚步叩击地面，敲击出一个个节奏。 有人跑出了肌肉和线条，有人跑完了半马全马，有人跑出了新的圈子和生活。 一条腿迈到另一条腿前面的循环往复，看似简单，却可以变幻出无限的可能。 跑得越远，对自己的认知越丰富，养生的同时，也在养心。 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多年以后，很多事情都忘记了，但那个在阳光下奋力奔跑的自己，却永不褪色。
跑步，看起来是一件很小的事：一个小时，就能画出一块完整的私人世界，一双跑鞋就能成就你的诗和远方。 跑完后酣畅淋漓的汗水，让你前所未有地感受到血液和生命在自然流淌。 跑步这件小事做好了，大的人生还会过得差吗？
（摘自《北京青年报》蓝黑）
太空移民的先遣队需要多少人
飞离日益拥挤的地球到其他星球去生活，是人类的终极梦想之一。
通过对灵长类等哺乳动物的研究，有科学家估算，有朝一日人类向太空移民的话，初始团队的规模可能将多达数万人。 一项最新研究带来了更加鼓舞人心的消息：如果选择离我们最近的类地行星——比邻星b为目的地，只要一支不到100人的队伍就可成行。
得出这一结论的是一支由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组成的法国科研团队。 他们对生活在星际飞船中的人口动态变化情况进行了模拟。 计算机模型充分考量了各种生物学因素，比如人口的繁衍速度、预期寿命，甚至暴发大规模致死性疾病的概率等。
以现有的飞船推进技术，研究人员假定太空移民飞船的航行速度可以超过70万千米/时。 按照这一速度，抵达距离地球约4光年的比邻星b，需要6000多年。
飞船的承载量被设定为最多不超过500人，为此必须制订严格的社会规则以控制人口增长。 飞船上的每位女性最多只能生育2个孩子，并且生育年龄被限定为35-40岁。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计算，研究人员发现，最少只需98人，即男女各49人，就可以保证太空船中的人类正常地繁衍生息。 哪怕在旅途中暴发大规模致死性疾病，只要疫情出现的时间不是太早，这支团队也足以应对。
相关研究同时显示，在长达数千年的星际旅行中要灵活掌握人口政策，根据情况适时作出相应调整。 比如，当人口数量锐减时，对女性生育子女的数量以及生育年龄的限制要适当放宽。
有生态学家则建议，初始团队中的男女比例不应各占一半，而应是女性比男性更多一些，这样更利于整个种群的繁衍。 此外，为了保证人类基因多样性，可以在太空移民船上储备人类精子库或胚胎库。
可以预见，人类未来的太空移民之旅必将是一场极为漫长的旅程，即使选择去较近的星球定居，也需要花费数千年、经历许多代人才有可能抵达目的地。 漫漫长路上还有诸多未知数等待着我们，比如，长期在封闭的飞船中生活，会导致怎样的心理与社会问题； 第一代领导者去世后，社会规则如何继续得以贯彻落实等。 这些都需要多学科研究人员通力合作，开展进一步探索。
（梁衍军荐自《科学画报·新知版》，本文作者：陶颖）
注册消防工程师证，真有那么火爆？
班都不用上，考个注册消防工程师证每月就能多挣几千元……近来，在一些网络媒体上，类似的诱人广告吸引眼球。 真有这么好的事吗? 注册消防工程师证到底好不好考？
考了证就能每月坐等收钱？
今年上半年，罗莱在家刷抖音，看着看着，注意力突然被一个土味财富视频深深吸引——
一对年轻男女正坐在树下浓情蜜意，女孩的母亲突然杀出，一边对男孩狂翻白眼，一边嘴里还念叨着：“都毕业几年了，连彩礼都拿不出，还想娶我女儿？ 妄想去吧你！ ”
男孩反手掏出一张银行卡，径直递到女孩母亲的手中，“阿姨，这里是30万，现在你能信我了吧？ ”此时，男孩终于面向镜头自信揭晓答案：“别担心，这钱不是我借的，我之前考了消防工程师，市场缺口大，各个大企业都需要，前景十分可观。 如果你也想提高收入，就考个消防工程师吧！ ”
简单的内容，浮夸的表演，配上恰到好处的紧张音乐，刺激效果十分显著。
罗莱因为觉得新奇点击了小视频，她的手机页面立即跳转到了一个“0元抢消防工程师课”的界面，邀请她填写学历、工作年限、联系电话等个人信息。
反正是“0元抢课”，罗莱没太多想就在表单中输入了自己的个人信息。 没过一会儿，一家培训机构就找上了罗莱。 电话中，一位“招生老师”向她细细描绘了“消防工程师”行业的美好“钱”景。
在“招生老师”的介绍中，目前国家对公共场所的消防安全越来越重视，除了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外，未来包括人流量大的商场、宾馆、学校、医院、工厂等，都要配备数名消防工程师在岗，行业人才稀缺。 而且，消防工程师不用上班，不用到岗，只需要考取“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证”，再把证件“挂靠”给企业，让企业向有关部门证明自己聘用了消防工程师，就可以拿到每月几千至数万元的“证件挂靠费”。
班都不用上，每月就能多几千元收入？ 学习改变命运的故事，我们都是从小听到大，通过考证实现升职加薪当然也没太大毛病。 但罗莱大学学的是文科，跟“消防”“工程”这些东西八竿子打不着。 她不明白，这样一个需要专业理工科知识的资格证，自己真能考过？
“招生老师”告诉罗莱，不用担心，零基础也可以考！ 考试总共包括技术实务、综合能力、案例分析三科，各科考试满分为120分，但只需要72分就能及格，并无太大难度。 在他口中，花7000余元报名参加培训（折后3000余元），每天学习几十分钟，像罗莱这样的“小白”“零基础”“上班族”，或是在家带娃的“宝妈”，都可以顺利考取证书。
罗莱有点犹豫，随后，她询问了几个从事建筑、工程相关行业的朋友。 朋友告诉她：“考证还是比较难的，反正你仔细想想。 ”“挂靠现在查得很严。 ”
罗莱越想越觉得不靠谱，最后还是打了退堂鼓。 两个月后，她从网上看到新闻，这家培训机构竟被曝光虚假宣传、伪造证明，还因合同纠纷等问题被数名学员告上法庭。 这让罗莱十分震惊。
花2.8万升级“密训班”
相比“及时止损”的罗莱，何梦甜“赔得更惨”。 2019年，何梦甜从抖音上看到一个介绍考取消防工程师资格证的小视频，被其中“零基础可报名”“轻松无忧挂靠”等宣传打动。
此后，何梦甜在百度上搜索“消防工程师”，页面上弹出大量信息，何梦甜随意点开其中一个网页，就出现“测一测你是否符合消防工程师报考条件”的内容。 何梦甜按照自身情况填写后，还留下了自己的联系电话。 随后，就有培训机构找上何梦甜，开始向其兜售课程。 当得知报考需要具备“取得消防工程专业大学专科学历，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4年”等条件后，何梦甜认为自己并不具备报考资格，“我当时没有工作，学历情况也不符合”。
但“招生老师”告诉她，这都不是问题，他们可以走“企业代报名”的途径辅助报名，根本不必担心工作经验、学历学位； 而且，考试通过拿证后，还可免费为她推荐“挂靠单位”，一年多5-10万元的挂靠收入。
“招生老师”前前后后给何梦甜打了多次电话，何梦甜想着反正赋闲在家，花点时间学习考证，以后增加点收入也没有坏处，不如就报个名。 在缴纳了6000余元的报名费后，何梦甜开始线上学习。 2019年7月，何梦甜接到一位“主任”的电话，称她的学习进度不太行，可以花28300元升级到“密训班”。
而所谓的密训班，是他们有内部渠道可以弄到考题资料，会在考试前提供3套“押题”，所有考题都从里边出，只要背下来就行。 “主任”告诉何梦甜，密训班是“包过”的，没考过会退费。
因为知识难度大，何梦甜也知道考过没那么容易，最终决定缴费升级。 此后，何梦甜将个人信息、人事考试网账号等发送给培训机构，由培训机构为她“代报名”。
后期，她在查询报考信息时看到，自己的学历、专业、工作单位等信息均为伪造。 何梦甜觉得有点怕，但是“招生老师”表示，没有问题，只管参加考试就行。
随后，何梦甜认认真真背完3套押题卷，直到11月走进考场后才发现，“押题卷和这个考试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所有的题目都不一样，才知道被骗了”。
何梦甜当然没有拿到梦寐以求的“一级注册消防师资格证”。 此后，她尝试联系培训机构退款，培训机构以“不符合合同约定”为由拒绝了她的要求。 何梦甜翻出合同，才发现涉及退费问题时，合同中有多种不同附加条件，比如单一科目考试成绩不得低于合格标准分数的50%……
退费遥遥无期，当她打开微博搜索情况时看到，和她遭遇类似诈骗的网友还有数百名。
宝妈、零基础都可报名？
2012年10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下发了《注册消防工程师制度暂行规定》《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等文件，明确“国家对依法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准入类职业资格制度”“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
2015年12月，首次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考试正式开考。 在社会对于注册消防工程师还缺少普遍了解的时候，某些培训机构和中介却看准机会，大力宣传该证件的考取“轻而易举”且“不设门槛”，“挂靠”更是成了他们口中的“常规操作”，报名宣传和课程兜售“越走越偏”。
现实中，作为一个专业性极强的行业资格证书，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证是否真的如招生宣传里说得那么好考？
事实上，注册消防工程师考试考察的范围广泛，除《技术实务》《综合能力》以及《案例分析》三本教材，对于消防相关规范的考查也十分详细，试题灵活。 统计显示，2015年至今，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考试的全国通过率多在1%-3%之间，这意味着为数众多的报考者最终都只落得“陪跑”结局。
不少网友是受“无忧挂靠”“年入数万”等说法的诱惑去报名考试的，但考取该证后是否真的能通过“挂靠”实现在家坐享其成，不用上班就月入几千甚至上万？
需要指出的是，出借消防工程师资格证书的“挂靠”行为，直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第143号令。 北京市炜衡（沈阳）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火灾与消防法律事务部主任曹刚指出，“挂证”一旦被查出来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更严重的是，如果服务对象发生火灾，必然要进行责任倒查； 若证实存在失职失察问题，势必会因重大责任事故承担刑事责任。
（文中采访人物除曹刚外,均为化名）
（摘自《南都周刊》盛倩玉）
年轻人热捧“弹幕版”四大名著电视剧
6月12日，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站（又称B站）上线央视版四大名著电视剧引发广泛关注，视频评分、系列播放量、弹幕量都一骑绝尘，迅速霸占B站各大榜单，相关话题和讨论也呈刷屏之势。 经典版四大名著电视剧缘何如此火爆？ “经典+弹幕”的形式为何受到年轻人的追捧？
内容为王：经典永不过时
“央视版四大名著电视剧在B站的重新上线之所以引发高度关注，首先源于文学经典和影视经典本身的永恒魅力及其传承过程中积累的深厚群众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梁海燕认为，“四大名著中的英雄神魔、儿女柔情以及那些鲜活的人物形象经过数百年的传播，在我国文学史上以及广大学者、读者心中已经确立了无可撼动的地位。 ”
四大名著均有大量翻拍的影视版本，1986年版《西游记》、1987年版《红楼梦》、1994年版《三国演义》和1998年版《水浒传》是公认的经典，是无数观众心中不可逾越的巅峰之作。
提到《西游记》，我们脑海中会立即浮现出六小龄童饰演的孙悟空等师徒四人以及各路神仙妖怪的形象，不自觉地哼唱起《敢问路在何方》《天竺少女》《女儿情》那些熟悉的旋律。 作为重播超过3000次、老少咸宜的国民剧，它“承包”了无数人的童年记忆，也承载着数代人的西游梦，几乎每一个孩子都有过模仿“齐天大圣”孙悟空等经典角色，扯着嗓子喊“敢问路在何方”的经历。
提到《红楼梦》，欧阳奋强饰演的贾宝玉、陈晓旭饰演的林黛玉、张莉饰演的薛宝钗、邓婕饰演的王熙凤等人物形象早已成为诸多“70后”、“80后”、“90后”的青春记忆，《枉凝眉》《葬花吟》《红豆曲》等歌曲伴随几代人的成长。
还有《三国演义》中唐国强饰演的诸葛亮、鲍国安饰演的曹操、李靖飞饰演的张飞等各路豪雄； 《水浒传》中李雪健饰演的宋江、宁晓志饰演的吴用、臧金生饰演的鲁智深、丁海峰饰演的武松等水泊梁山108将都是无可替代的经典荧屏形象。 《滚滚长江东逝水》《历史的天空》《短歌行》《好汉歌》《王进打高俅》《兄弟情谊》等经典曲目也一直传唱至今。
“因为这些文本蕴含着人类的情感主题和文化基因，所以它们才能重新在年轻人社区里迅速流行起来，以各种新颖的方式拥抱着这个时代的变化。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教授黄典林说道。 也许，杨洁、王扶林、张绍林等传奇导演、编剧，马德华、闫怀礼、周野芒、赵小锐等老戏骨，阎肃、王立平、谷建芬、赵季平等词曲大家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已经稍显陌生，但是由他们刻画、饰演的经典角色以及创作的经典曲目永不磨灭。 内容为王是永恒真理，四大名著以及央视版四大名著电视剧依靠其经典魅力在不同年龄段的读者和观众心中播下了种子，在不同时期总能唤起各代人的集体记忆。
形式创新：走进年轻人的文化社区
B站即将上线央视版四大名著电视剧的消息刚发布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我的童年回来了”，童年记忆、青春记忆被瞬间激活。 上线之后，四部经典电视剧热度不减，除了经典永不过时的魅力和集体亮相的惊喜外，逐渐成熟化并积累了大量年轻受众群的“弹幕+”形式也是重要原因。
近年来，弹幕以其特有的即时性、交互性与新奇的视觉体验受到了广大用户尤其是年轻用户的欢迎，逐渐成为观看各种视频的标配。 B站作为弹幕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吸引了大量的年轻网民。 “十年过去了，B站从一个个人网站成长为中国最大的年轻人的文化社区。 ”2019年6月26日，B站成立十周年之际，董事长陈睿介绍：“B站吸引了1.01亿的月度活跃用户，其中大部分都是年轻网民。 也就是说，在中国每4个年轻人中就有一位是B站用户。 ”B站的用户群是中国互联网用户群最年轻的群体，90%是25岁以下，以“90后”“00后”为主。 这也为央视版四大名著电视剧在B站的火爆打下了坚实的受众基础，尤其是一些鬼畜视频（指音乐与画面高度配合、剪辑上高度重复从而带来喜感的一类视频）名场面的传播更是让年轻受众对四大名著组团上线充满了期待。
央视版四大名著电视剧上线之后，拥有最火鬼畜视频（诸葛亮骂死王朗名场面）的《三国演义》一直处于领跑位置，“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也再度被人津津乐道。 此外，《三国演义》中张飞的“俺也一样”，《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红楼梦》中贾宝玉的“这个妹妹，我见过的”，《水浒传》中潘金莲的“大郎，该吃药了”等都成了观剧打卡名场面，单从弹幕“厚度”上就能感受到观众的欢乐。 很多人冲着几个名场面看完了整部剧。 其实开心的不只是网友观众，曾经的主创团队也为之感到欣慰。
1986年版《西游记》摄像师王崇秋在网友留言的千呼万唤中撰文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他着重肯定了B站上线完整版《西游记》（1986年之后播出的基本都是删减版）这一行为：“央视后来再也没做到的，各大视频网站也没做到的，B站做到了！ 且不说什么版本的问题，就说这个完整性，对网友们来说是个惊喜，对我们主创人员来说，是个尊重。 ”他同时对弹幕这种新形式表达了赞赏：“上面一行行的留言常常把我乐得够呛。 ”
经典与新媒体擦出别样火花
“经典因其强大的内容穿透力和文化传承性，在互联网时代依然能够成为年轻人的精神食粮。 ”影评人张榆泽说道，“而且，依托新型传播方式开始有了从‘传播’到‘传承’的转变。 ”经典作品或精品节目与新型传播载体相结合，擦出别样火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但是，经典的传播与传承也需要开拓和探索时代化的载体和渠道。 近年来，这样的成功案例并不少。 如《我在故宫修文物》《如果国宝会说话》《国家宝藏》等用历史讲文物、用文物追溯文明，聚焦文物国宝、工匠精神，去掉浮华展现精华的精品节目播出后，其精致内容收获好评，而在年轻人群体中的爆红则是在B站等新媒体方式上线之后。 “年轻人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会主动发掘并传播传统文化之美，这种年轻的动能是传统文化在中国的群众基础。 ”陈睿认为，“让年轻人自发地去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关键。 ”
近年来，李子柒、阿木爷爷等中国网红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传统工艺和短视频等新形式相结合，受到了国内外网友的广泛关注； 剪纸、竹编、糖人等一批中国非遗和一些博物馆“镇馆之宝”通过直播活起来、火起来； 《一剪梅》等经典老歌在短视频平台重新掀起一波热潮； 《丽人行》等精彩舞剧节目通过新媒体传播成为现象级舞蹈作品。 这些事例既让我们感受到了经典和精品的强大生命力，同时也看到了创新形式的重要性。
当然，新事物的发展往往伴随着一些问题，无论是弹幕文化还是愈加流行的短视频都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近日，多位媒体评论员就饱受诟病的“祖安文化”（源于游戏，以对喷、骂人、说脏话为乐，追求骂人要有创意，脏话要足够恶毒）发表评论指出，这种不良现象充斥弹幕和短视频平台，并在年轻人群体中肆意蔓延，这对青少年群体的健康成长和精品文化的正向传播，危害是极大的。 此次B站上线央视版四大名著电视剧，大批盛赞之余，也有网友表示“我是来看视频和弹幕的，不是来看骂人的”。 相关专家表示，对于此类问题，有关部门和视频网站平台的监管措施必不可少，不能让好事因为一些不良现象打了折扣。
（摘自《光明日报》刘平安、刘建业）
抠门“抠”出新境界
抠门，人们印象中多会与经历过物质短缺年代的中老年人联系在一起。 然而，今年的疫情似乎改变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观。 网络媒体上，“贫民窟丧心病狂攒钱”小组有46万多人关注，“抠门女性联合会”有32万关注者，“抠门男性联合会”有近13万人关注……这些年轻人以抠会友，直面真实的生活，在抠门的万象世界里找到了另一种滋味。
为了省下涂防晒霜的钱，27岁的李燕可以一夏天穿长袖、高领的衣服。 去饭店点餐，她叫一份没有巴掌大的“小碗菜”，再打包两份免费米饭和咸菜，这样就可以吃两顿了。
她前段时间在网上发现了“抠门女性联合会”和“抠门男性联合会”的小组。 “没想到抠也有专门的组织”，她又一口气关注了“我们都是捡破烂狂人”“贫民窟丧心病狂攒钱”“用利息生活”“低消费研究所”“贫民窟女孩变美手册”等19个小组，几乎都与省钱有关。
经历了疫情才开始真正抠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李燕住在湖北省孝感市，“去年没怎么上班，赚得不多，花得也不多，基本上打平了”。 没想到疫情突袭，春节过后，李燕彻底失业，靠积蓄度日，让她意识到了攒钱的重要性。
4月，李燕搬家到宜昌，积蓄已经所剩无几，找到了新工作以后，便开始过上真正抠门的日子。 她把一个月的生活费定成500块钱，其中300块钱的伙食费，200块钱的公交、通讯等费用。
李燕家里的餐具只有两个盘子、一个碗，还有一口小电锅，中午的两个菜和鸡蛋羹用完了所有的餐具，主食米饭就盛在了饮料瓶底剪成的一个“碗”里，那也是李燕平时用来舀水的“瓢”。
但在月底最后一个星期，李燕的预算还是不够了。 为了节省开支，她吃了一个星期的煮挂面。 那个月，除去500元的生活开销和突发情况储备金，她攒下2500元，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受疫情影响而决定攒钱的并不只有李燕。 网友“青鱼罐头扮演者”是一位刚毕业没多久的大学生，他在“贫民窟丧心病狂攒钱”小组里求助，因为疫情已经半年没有发过工资了，租房子和疫情隔离让他负债2万元，但他每月收入只有2000元，“该如何攒钱？ ”
突然到来的疫情让“月光族”开始意识到储蓄的重要性。 李燕说，她曾经看到一则新闻，一位日本女性节省过日子，省出了三套房，而她自己工作七八年，居然挥霍没了一套三线城市的房，“以前花钱可是大手大脚的，吃的、喝的、旅游的、美容卡、瑜伽健身卡，一项都没落下，每天出门还要坐出租车，现在觉得以前太不懂事了”。
即使抠门，也要美美的
李燕在逛“抠门男性联合会”小组时发现了一位公认的抠门大神“胡迩密”。 这位曾在一两年前活跃的抠友，2019年之后就很少更新帖子了，但是大家还会在他以前的动态下留言：“老胡，2020年了，你还好吗？ ”“期待胡老师的更新啊。 ”
与李燕因为疫情而开始抠门不同，“胡迩密”因为家境的困难而选择抠门生活，面对大家的催更，他回应最多的是“现在要上班，摆摊，照顾病人，我抽空慢慢写”。 李燕收藏了10多篇“胡迩密”写的帖子，其中一篇是关于如何节省清洁护理费用的。
“胡迩密”比较各种沐浴露、洗发水、洗面奶的费用后，得出的结论是香皂最便宜，而在众多超市货架上的普通香皂中，他最喜欢蜂花牌的檀香皂，“从头洗到脚，5块钱可以用半年。 不用就放到衣柜里，可以当香薰用。 用到小片片的时候，收集好用个丝袜兜起来，可以继续用”。
“打折黄瓜洗干净，皮刨下来后马上贴额头、脖子喉结、鼻子附近，翻完朋友圈后就扔掉。 黄瓜芯子都吃掉，可以替代昂贵的水果。 ”“胡迩密”还告诉网友，带细齿的刨刀刮的黄瓜皮出汁更多，更适合敷脸。
“胡迩密”专门分享过男生给自己理发的技巧，买推子的时候要在二手物品交易平台上淘一个别人用过的，“找那种宝宝妈妈转的，一方面小朋友的都卫生健康，再个便宜”。
相对于男生，女生的爱美更无法阻挡。 3块钱的眼影刷、10块钱的眼线笔、16块钱三色眼影盘、10块钱的睫毛夹、24块钱的碎花连衣裙、30块钱的开衫、15块钱的编织沙滩草帽、50块钱的法式复古连衣裙、25块钱的褶皱腋下包……当梁瑜在小组里晒出自己的购物清单以及穿上这些衣服所拍的照片后，抠友评论：“一点儿都看不出来衣服这么便宜啊，很漂亮。 ”
梁瑜说，以前自己人云亦云，会认同女人过了30岁一定要有个奢侈品包包这类言论，现在开始省钱的生活以后，才发现一个女生只要身材没有明显的短板，外加过关的审美和自信，基本上穿啥都好看，“人有选择的自由重要，但是有说不的自由更重要，自己不能被衣服、饰品之类的外在东西而定义”。
她觉得抠友们比较清醒，能意识到现在鼓吹的消费主义并不是那么可持续。
这里最是人间烟火气
“胡迩密”之所以被抠友们念念不忘，并不只是因为实用的省钱方法，更重要的是，在抠门的生活中他“怎样都没有丢了有趣的灵魂”。
在如何节省娱乐费用的分享中，“胡迩密”说：“娱乐爱好，是项个性化极强的东西，当你有了一种类似单反穷三代的爱好，自然谈不上什么省钱了。 所以，一开始，选择‘不花钱的爱好’很重要！ ”
“一个防水的音箱，一个手机的防水套，合着就是一个卫生间的K歌房，伴着潺潺流水，瓷砖震荡着混响，我就是花洒下的K歌之王。 ”“胡迩密”还喜欢码字填词，“偶尔写写风花雪月，春去秋来，不用太长，寥寥数百字，足以慰风尘。 再偶闻绕梁之音，就一定试着改词填词，填好自娱自唱，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一支笔，一张纸，足矣”。
李燕说，小组里浓厚的小市民生活气息让她特别着迷，感觉每个人都在努力地生活着。 正如抠友“Muse”说，这里没有人张口闭口年薪百万，没有人在美国刚下飞机，也没有天天秀高价保养品的白富美、高富帅。 有的都是生活里的琐碎，点点滴滴，最是人间烟火气。
“胡迩密”的妈妈是一位需要长期治疗的病人，家里花费了不少钱。 他在如何省钱哄妈妈开心的帖子里写道：“她舍不得买衣服，特别是内衣，经常回家就看到后院晾着补得地图般的秋衣、秋裤，还怕别人看了笑话，从不在前院晒。 我就是直接去菜市场买那种10元一件、20元一套的纯棉汗衫布内衣、秋衣。 过水洗干净，放一套新的，就偷出一套补得旧的，然后剪成条条，做成拖把，等她问起再告诉她内衣淘宝10块钱3件买的。 她看到有了新内衣，又有了新拖把，她就很开心。 ”
“胡迩密”不被贫苦的日子击垮，还能自得其乐，但对于更多人来说，贫穷可能是长久无法摆脱的心理阴影。 在田桑儿时的印象中，家里始终缺钱，每次过年都要借钱买点肉。 2004年上高中，她一周生活费只有30元。 后来上大学，“基本上没向家里要过钱，都是奖学金和端盘子赚的钱，那时候其实非常想买电脑，宿舍每个人都有，可是我真的开不了口”。
田桑坦言：“我不想浪费每一分钱，因为它们对我来说就像是种子对于农民那样重要。 ”去年，田桑的个人积蓄终于突破了百万元，安全感也慢慢积累，即使发生了最坏的事情，“没有了工作和婚姻，每月靠理财的收入也可以过我自己的生活”。
（应采访对象要求，李燕、田桑均为化名）
（摘自《中国青年报》刘昶荣）
网剧的赚钱密码
网剧似乎为自己正了名。 最近，除了《隐秘的角落》之外，《传闻中的陈芊芊》《我们不能是朋友》这些被网友追捧得到正向点评的剧都是网剧。 从被人爱答不理，到如今人人追捧，咸鱼翻身的网剧到底经历了什么？
网剧没变，网剧变了
相比于高高在上的电视剧，网剧给大众的感觉是有点“low”。 然而，用质量去区分网剧与电视剧本就是一个误解。 制片人李想告诉记者：“二者真正的区别在于播出平台不同。 ”
事实上，网剧并非一个新生事物。 早在几年前，网剧就已开始发力，其壮大与网络视频用户规模以及付费用户的增长关系极大。
根据《2019年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14年之后，国内视频市场用户的付费意愿开始明显提升。 尤其在2015年之后，在线视频付费用户的数量开始呈爆发性增长。 于是，依托网络平台而生的网剧逐渐崭露头角。
除了用户在视频网站观看习惯的养成之外，网剧受到追捧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网剧对题材的限制宽松些，更加年轻化和多元化”。 编剧刘文元解释道。
近年来，网剧题材涉及了盗墓、恐怖、玄幻、灵异等。 相对于电视剧受众集齐了老中青三代，网剧主攻年轻人，更偏向于定制一些圈层用户喜好的内容。
“网剧十分讲究网感，要能抖包袱，让年轻人有代入感。 ”制片人、监制程仲英告诉记者。 而在拍摄上，网剧呈现的画面则更有质感，节奏要快，甚至接近电影。
这显然十分符合网络用户的喜好。 根据《2019中国网络视频精品报告》，网民的年龄集中于10-39岁，呈年轻化分布。 而网剧剧情频上热搜也说明，网剧题材更容易让年轻人买单。
新配方，老味道
相较于制片方和电视台单一的合作方式，由于互联网平台集投资、发行能力于一身，制片方和平台的合作模式更多元化一些。
“通俗地说，要么平台出钱，你（制片方）干活，版权等归平台所有，你‘赚’服务费； 要么你出钱拍出来放在平台播，双方按点击分账； 要么你出钱（拉投资，有的项目好，平台也会投）做一部大剧，网络和电视台同时发行。 ”李想解释道。
相较于电视台的硬广植入，网剧中除了常见的贴片、暂停、角标广告与冠名、赞助鸣谢广告外，还经常将品牌与剧情结合，衍生出剧情植入和花絮植入广告、小剧场广告。
不同的剧集内容植入合适的广告品牌，可以避免因广告过于生硬而让用户出戏的问题。 这种个性化、定制化的投放也使广告商能更灵活地支配预算。 不难发现，越来越多的广告商开始青睐网剧。
“制片方选择将网络平台作为播出平台，某种程度上是变成了平台的剧集供应商。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好处在于网络平台的剧集消化能力要高于电视台，同时，可以避开电视台的排播限制。 ”
除了传统影视公司外，视频网站平台也加入到了网剧的制作中，这跟各平台对优质内容的争夺有关。
近些年来，内容采购成本不断攀升，《甄嬛传》时为20万元/集，到《如懿传》时已经超900万元/集。 即便平台的付费用户在不断增加，但网站仍旧亏损不断，于是自制剧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诸多好处的诱惑下，网剧替代电视剧，成为各方新的投入对象。
破局之匙，无奈之举
程仲英比较深刻的感受就是如今请艺人比之前容易了。 这是网剧变得“吃香”的一个表现。 潘粤明凭借《白夜追凶》翻红，之后一口气签了五部《鬼吹灯》。
从种种迹象来看，网剧已被“主流”认可。 然而在制片人江永看来，大家扎堆拍网剧，是因为“电视剧赔钱，要想拍剧只能拍网剧”。
电视剧对剧作体量有一定要求，资金门槛较网剧高很多，企业垫资时间比较长，且发行不易，“哪怕上映前经过了‘三堂会审’，也有可能没法如期播出”。
网剧虽然也不能稳赚不赔，但网剧的魅力在于“风险把控”。 程仲英解释，网剧多是定制剧。 “一般是投资人有了个想法然后找人拍，很少有现成的剧本。 就算这个剧本符合要求，他们一般也只用其中一个创意。 ”之后，投资人或制片还会找专门的数据公司给这个策划作测评，看是否符合市场大众口味。
除了风险把控做得好外，网剧的另一优势在于较短的回款周期。
一般来讲，普通电视剧是两年。 而“普通网剧在经过一次内容审核后就可申请上映资质。 投资总额超过500万的重点网剧才需要先后于制作前和拍摄完成后两次备案审批。 ”CIC灼识咨询执行董事冯彦娇告诉记者。
网剧的这些特性契合了当下的行业背景。 “现在正处于行业寒冬期，融资困难导致各影视公司不敢也无力过多自主投入大体量项目。 ”在这个节骨眼上，网络平台对作品的需求量加大。 但尴尬的是，这个产业的人才储备量跟不上。 更多网剧呈现出来的是辣眼的剧情、无厘头的逻辑、粗制滥造的画面。 这些网剧被追求既得效益的资本通过强势的宣传推送到了观众眼前。
（摘自《博客天下》华宇）
国足球员真的跑不过清华学生？
老话说同行是冤家，隔行如隔山，但偏偏就是隔着一座“大山”的俩人——“曼联名宿”董方卓和美团CEO王兴，一个“前踢球的”和一个“现送外卖的”，如冤家般地“杠”上了。 而他们交锋的战场，在田径跑道上。 一切风波起源于王兴有关“中国足球职业球员跑不过清华普通男生”的吐槽。
一
7月8日，王兴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忆自己大学时代体能测试的考核标准是3000米跑在12分钟之内方可得到满分。 他以此为标准，吐槽说中国足球职业球员的12分钟跑不如清华大学普通男生。
他的原文是这样的：“我第一次被中国有些行业标准之低所震惊是1998年在清华上体育课时，男生3000米成绩在12分钟之内就满分，不少同学做到了，我也接近。 与此同时，中国男足考核球员12分钟跑，有些外籍球员可以跑接近4000，却有好些本土大牌球员跑不过及格线2800或者2900。 专业球员跑不过清华普通男生！ ”自然，这番言论激起了中国足坛的愤怒。
体育解说员黄健翔率先回应：“说国足跑不过清华普通男生的，第一是完全不懂职业足球运动员的体能训练水平，常人根本无法承受，一般人真跑不过他们。 第二是不知道现在的普通大学生的身体状况，大概他多年根本不关心这些消息，没看到那些非体育专业或者非特长生的学生跑个步都会休克、会晕倒、会呕吐的新闻。 第三是不懂足球是一项复合运动，不是单比跑的。 现在，踩中国足球似乎是一种很安全很捡便宜的噱头。 ”
作为同行，足球评论员董路也转发了黄健翔的微博调侃说：“其实，不奇怪，有些美团骑手也骑不过一些普通市民。 ”
随后，前国足队长马明宇也入场：“12分钟跑的测试，只是检测球员的一项指标，但不是衡量一名球员优秀与否的标准。 王兴的说法有点儿外行，我觉得他对足球不了解，以偏概全。 ”
二
然而，这都仅仅是预热，真正的高潮随着“曼联名宿”董方卓的登场而到来。 在这场原本发生在键盘之间的交锋中，董方卓真人出镜、亲自下场，不仅录制160秒的视频回应王兴，还就对方吐槽的体能和速度问题提出线下“约跑”，一较高下。
“全民消费中国足球的情况下，尊重自然无从谈起。 某些人书读得越来越多，学历越来越高，却越缺乏对专业的尊重和敬畏，这不是一个能让人高兴起来的现象。 从发展的角度讲，任何行业的行业标准都会经历一个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过程。 但罗马并非一日建成。 ”
“一方面‘王兴们’在吐槽中国足球的不作为，另一方面‘王兴们’却做着破坏中国足球基础建设的事情。 现在在国内，仍有成千上万的孩子参与到足球这项运动中来。 王兴作为行业领袖，不负责任的言论对那些仍对足球满怀热情和抱负的家长和孩子是一种打击和伤害。 ”
在慢悠悠地反驳后，董方卓又不疾不徐地向王兴提出了挑战：“王总，要不这样吧，咱们就比比让你震惊的行业低标准的12分钟跑。 如果我输了，就给美团当一个星期的骑手，送外卖，体验一下‘高标准’； 如果你输了，就去董方卓的足球夏令营当一天营员，体验下足球行业的标准，究竟是不是低到让你震惊。 ”
当然，董方卓在“发言”的最后还不忘总结陈词和情感升华：“我们的国民教育里，我们要对每个专业领域有所尊重，至少是基本的尊重，不管你是在清华接受的高等教育，还是你只有小学文凭。 为什么在中国，足球这个行业这么多年在被外界随意消费，我觉得我们整个行业的从业者，也应该接受深刻的检讨、思考和自省。 ”
“不管外界如何看我们中国足球，至少我们自己先做到自尊、自强、自爱，努力提升自身素质和业务水平，那质疑和这种恶意的攻击自然会逐渐消失。 王总，最后给你普及一下知识，你所说的12分钟跑，是20年前就已经取消的测试标准。 当时测试是在高原、海埂，像外援，他们那个时候是不需要测试的。 ”
7月13日，此事继续发酵，前国脚李毅在微博上发起号召“美团App已经卸载”。 李毅说道：“很多网友问我为什么不评价一下美团外卖的事，不争论、不骂街，对不起美团App已卸。 ”而在李毅这条微博下面，河北华夏幸福足球俱乐部球员、前国脚尹鸿博留言道：“我也卸载了！ ”随后李毅也是点赞尹鸿博“纯爷们”！ 截至本文发稿前，王兴尚没有正面回应董方卓的挑战。
三
中国男足被人们所调侃的时间应该也不短了，每年对他们报以期望，但最后的结果却总是让很多人失望。 很多人常常说，在中国十几亿的人口里面竟然挑不出来11个踢球好的，可见对于足球行业的失望。
而王兴这次调侃的应该是男足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体能。 很多人也在网上说，人家外国球员的身材很好，腹部肌肉发达，而中国男足的腹部只有一个大肚子，这怎么能够和别人踢球呢？ 当然这样的说法也有点绝对，毕竟这确实有点以偏概全。 但是中国男足在近些年暴露的一些问题也确实让人们关注到，尤其是在世界杯预选赛的失利，更是让人们对他们十分关注。 谁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强大，对于中国的球员也一样，毕竟中国人的身体素质也并非不好。
关于中国足球的历史，很多人应该都会想起曾经的辽宁。 作为中国足球第一大省，辽宁建立了1984-1993年十连冠王朝。 实际上，东北足球早在1950年代已居中国前列，但直至1980年代初，以李应发为代表的辽宁队，才逐渐确立了辽宁足球在中国无可撼动的霸主定位。 可能是东北大汉良好的身体素质，使得他们在当时的中国足坛占据了优势。
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全面启动，这意味着中国足球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职业化本意是通过建立竞争机制，从而使球员完成“要我练”到“我要练”的良性转变。 结果，这一无心插柳之举使足球成为一项巨大的产业。 但职业联赛又衍生出一系列新问题，如假球黑哨、球员素质不升反降等，随着投入的增加愈演愈烈，到了不可收拾甚至使中国足球改革不下去的程度。 也就是这一时期关于男足的一些不好的声音开始出来，尤其还有不少的假赛事件，让许多人对于足球有了一定的反感。 虽然说不少人喜欢足球运动，但是强烈反差的现实又让他们对它望而却步。
而这次王兴公然调侃足球运动，尤其是拿清华的普通男生和专业球员相比，也不知道他的真正意图。 关于清华的体育之严格，大家应该也有所耳闻。 身边也有不少因为体育不及格而被清华退学的同学，毕竟人家的目标是要“为祖国健康奋斗50年”，所以，清华对于体育极为地重视。 在清华的校园里面常常会有跑步的人，因为这是他们的必修课，相较于全国高校的体育课来说，清华应该是十分严格的。
这次王兴的调侃，虽然是他的个人之见，但确实带有一定的侮辱性。 中国足球即使有不少的问题，毕竟也代表着中国体育的一部分，有问题可以解决，而不应该肆意调侃。 况且，他的所言也并非全部真实，作为职业运动员，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尊严。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足球能够创造更多的辉煌，用事实为自己正名！
（摘自《大河文摘报》）
百岁雷洛，和他创造的香港“黑秩序”
雷洛若仍在世，到今年正好100岁。
他死了10年了，2010年离世时，他必定未曾料到今日香港与世界的格局变迁，自然也无法更具体地预料2019年那令人心碎的动荡。
雷洛所代表的当年的黑社会势力，随着殖民统治的结束退出了历史舞台。
70多年前，香港是一个乱世。 那个底层青年最迫切的需求是生存下来。 到香港警署报名时，被问到为何想做警察，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为了吃饭。 ”
雷洛的胃口，大至5个亿，小至一碗饭。 一边是探长，一边是渔民； 一面是白，一面是黑。
后人回忆雷洛这个叱咤黑白的霸主，寥寥数语带过他的人生：在世90年，混道30余年，通缉34年。 在半个世纪的漫长殖民岁月里，雷洛历任港岛、九龙总华探长，纵横黑白两道，只手遮天，建立了一套平分警、黑两道的贪污纳贿机制，人送外号“五亿探长”。
江湖
关于香港黑社会的最早记录，可追溯至清康熙雍正年间的反清秘密组织洪门。 起初，游民们在中环和记客栈朋伴互结，遂以“和”字为记逐渐形成帮会，第一个三合会帮派悄然诞生。 道光年间，三合会已在香港设立堂口，至19世纪末，会员人数约占据香港华人成年男性的1/3。
中国有所谓“江湖”概念和侠客文化传统，他们以原始“忠义”观念为精神号召，以粗暴严格的武力方式代替法律道德约束，逐渐演变为市井霸权，并且在边缘世界建立一个自成体系的秩序。
黑社会最早的收入来源是黄、赌及“保护费”，从被管辖者那里收取利益，具有典型的社会控制特征，部分取代了政府职能。
1991年，刘德华在《雷洛传之五亿探长》里首次饰演雷洛，雷洛的原型吕乐不希望使用真名，谐音名字“雷洛”由此诞生。 电影复现了雷洛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根本不用亲自抓人，有案件要破，就开口向黑帮老大们要人！ ”他还曾因一位新洋警司上任时未亲自拜访，竟以怠慢办案的方式表达不满。
最令雷洛威名鹊起的，是其建立了一套平衡警、黑两道的收费机制，将黄赌毒高利贷统一规划后，统一分发，公司化运营，区域化管理。 严格来说，就是从那时开始，黑社会与警察正式形成规则化的、可靠的利益链。 在雷洛的管理下，黑白两道都有钱拿，一时之间居然警匪合作井然有序。
殖民的一百多年间，港英政府采取政治代理人制度，用根植于华人群体的黑社会“以华制华”。 每个区都有“华探长”，向洋警司效力。 而当时的香港社会资源紧张，政府权力在资源分配中举足轻重，华探长权力臃肿且油水丰厚，自然成为贪污腐败一环。
据“污点证人”估算，雷洛在警界20年足足贪揽了5亿港币。 1960年代，香港房屋均价10000港币/百平方，几十万就可以买下一栋楼。 史料显示，雷洛单在港被冻结的资产在1980年代就已近1亿元，包括尖沙咀及半山区8栋楼和逾800万元的现金。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黑就是警，警就是黑，有文章曾描述“警匪一家”的景象：华人警察穿上警服在街头巡逻，脱了警服就跟黑帮老大称兄道弟。
乱世
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港英政府只用了17天就宣布投降，一部分黑社会成员回内地抗日，留在港岛的则多沦为穷凶极恶之徒。 此时的香港，也几近于一个难民社会，劳工、毒枭、革命者、商人等在这个狭小海岛上风云际会。
1940年，广东潮州在战火中沦陷，数十万人往香港逃生，其中包括一位小学校长李云经和他12岁的儿子李嘉诚。
同年11月，年仅20岁的雷洛从潮州海陆丰逃往香港，为了讨口饭吃，他先后擦过鞋、卖过报，最后加入香港警队，成为一名巡逻小队的警员。 他的成长十分迅速，很快锋芒毕露，几年内升为探长。
与雷洛同时加入警队的还有一个名叫曾启荣的本地年轻人，热爱足球，与雷洛意气相投，主要负责帮忙掌管财务，也就是收黑钱。 后来曾启荣生了一个同样热爱足球的儿子，名叫曾志伟。
1948年，国民党大特务戴笠的得意门生向前设在香港的“义安工商总会”被港英政府查封，向前将其改名为“新安公司”，也就是后来著名黑帮“新义安”的原型。
1949年的一天，英国警察在街头勒索一个车夫，该车夫愤然而起，将英人一拳打倒并大喊：“老子是当过中将师长的人，岂能受你小警察的气！ ”该车夫名叫葛肇煌，隶属当年国民党军。
彼时，国民党三大战役皆败，拥入香港的残兵被安排至西贡区将军澳对面的调景岭难民营。 车夫葛肇煌也身处骚动难安的难民堆里，他在极端条件下挺身而出，一举创建了传说中的“14K”帮会。
很快，14K在香港打下地盘，与新义安并肩跻身为香港两大主要帮派。
1956年10月8日，14K筹办“双十”纪念，在全港大规模悬挂青天白日旗，港英政府拆掉了一些旗帜，旋即引发了群起抗议。
雷洛瞅准时机将抗议分子一网打尽。 自此，雷洛受到官方重用，同年获晋升至新界区探长。
巨额贪腐的背后，是越来越难以压制的民怨。 1967年，港英政府对调了雷洛与蓝刚的辖区，以避免他们“落地生根”，尾大不掉。 真正地喊停，要到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 年方半百的雷洛早闻风声，立马宣布提前退休，举家逃往加拿大。
红线
1860年《北京条约》把九龙半岛割让出去，作为香港历来人口密度最高的九龙城寨，正式在历史的风云舞台上翻涌起来。 后来的影视、媒体都喜欢将九龙城寨比作香港黑社会历史的缩影。
2017年的电影《追龙》复现了九龙城寨的末日之夜，20多年后，刘德华再度饰演雷洛。 片末，雷洛与香港最大毒枭之一“跛豪”大战英警司后，两人在九龙城寨的天台点起了烟，共同品味香港属于他们的最后深夜。
这时是廉政公署成立的前夕，也意味着所谓“和平”与“法治”时代的来临。
1960年，内地正值困难时期，30岁的吴锡豪（人称“跛豪”）随逃港潮亡命南来，抵港就投身于当时很受欢迎的民间博彩业； 到1970年代，他已成为香港贩毒的“四大家族”之首。
雷洛和“跛豪”曾一度并居香港黑社会有重量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人物，他们都不是传统意义的英雄，却得到身处困顿和压抑中的香港人认可。
雷洛纵横黑白两道，却深刻明白一条硬线不能越——“一个英国警察都不能杀”； 《追龙》里的“跛豪”则突破了这条线，他将自己置身死地，对英国警司亨特怒喊：“香港是你们的吗？ 是我们的！ ”
在世界进入了后殖民时代的语境下，乱世双雄有了某种根植于家国精神、民族大义的共同发力点。 “跛豪”和雷洛之间唯一颠扑不破的联结，是作为整体的香港，与宗主国英国的对立。
在一种更严峻的形势下，黑社会的命运被外力改写，自身定位也逐渐转向，一定程度上开始重回对“江湖”“一家人”的传统价值依守。
进入1980年代，内地市场开放给香港注入了蓬勃的红利，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逐渐成为新的主题，当年的难民李嘉诚成为首位收购英资商行的华人。
政府一度深信黑帮势力已被瓦解，1982年，香港警方正式解散成立多年的“三合会调查科”。
但实际上，已有广泛社会基础和雄厚经济基础的香港黑帮尚未完全铲除。 直至1997年香港回归后，黑社会分子都一直活跃于地下，以商业、服务等形式渗入暴利行业，比如演艺、影视圈。
然而总体来说，“规则”二字的力度在社会上终究是加强了； 世界，也不再是那个刀口舔血的世界了。
（摘自《南风窗》刘肖瑶）
历代皇帝画像——丑化还是官定？
阔别半年之久，中国国家博物馆带来了一场全新大展：妙合神形——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肖像画展。 展出的国博馆藏明清肖像画近千件，包括帝王·皇族、雅集·行乐、名臣·名士·闺秀和学者像传等，其中不乏成吉思汗、朱元璋、康熙皇帝等那些我们看着非常“眼熟”的大人物。
两幅截然相反的明太祖画像
一走进展厅，仰面撞上宋太祖。 只见他身形稍稍向左，着窄袖暗花纹紫龙袍，头戴方顶黑色硬壳幞头，两脚平直且长，向左右平伸，长至二尺，撑足了官样的架势。 赵匡胤的黑髯飘在胸前，淡眉，目光远视，腰间束玉带，左手持带，右手垂放在袍袖之中。 足下一双皂纹靴，随双脚叉开，一派英姿飒飒的气度。 这是一件超大的绢本设色立轴作品，高265.5厘米、横127.8厘米，比真人高出不少。
在明清肖像画中，“形似”的艺术理念被发挥到极致。 当时的人们更希望借图画留影，于是实用性的社会功能大行其道。 这种写实、重形的创作理念成为明清时期绝大多数职业画家的价值取向，在城市发展起来后，市民阶层的刚性要求成为肖像画绘制的指南针。
然而，当我们看到展览中两幅截然相反的明太祖画像，不免坠入云雾之中，不知所措——朱元璋到底长啥样儿？
《明太祖朱元璋正形像》中的朱元璋，面色红紫，留有短须，双目炯炯有神，两手自然置于膝盖上，头部戴有乌纱折上巾，身着团龙纹样的明黄皇袍，腰扎蟒带，脚蹬皂靴，呈威仪非凡之态。 而另一幅《明太祖朱元璋异形像》中的他则面貌怪异丑陋。 这张布满麻点的大长脸，被民间戏称为“猪腰子脸”。 曾有说法，这是满清入关后对朱元璋的丑化。 但是，查访历史，我们发现最晚在明朝中期，已经出现了朱元璋这种猪腰子脸的画像，而且当时在王公贵族府邸里也有收藏。 基本可以断定，这是明朝官方认可、默许乃至鼓励的结果。
《明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曾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脖子上套了个玉璧，然后融入肉中，变成异骨隆起了。 永乐十一年（1413年），建孝陵神功圣德碑时，朱元璋的长相变成了“龙髯长郁，项上奇骨隐起至顶，威仪天表，望之如神”。
明清两代画工描绘朱元璋，就分成了所谓的正相和异相两类。 到明代中晚期，朱元璋的异相已在民间广为流传。 圆脸俊相是官方和正史里的形象，对朱元璋和大明王朝具有美化作用； 而长脸丑相，则是民间、野史的想象，掺入了朱元璋的低微身世和恩威莫测的性格。 两类相都可以说是“似像非像的写意图”。
玄烨像画出了中国画没有的凹凸
西方绘画对清代人物画的影响和渗透一开始主要体现在宫廷画院之中。 从康熙时期开始一直到乾隆、嘉庆年间，一批西方画家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等人陆续被召进宫廷，从事绘画创作及一些艺术设计活动。 他们的到来，也影响了中国画家的关注，许多画家非常认真地学习西画（当时称作“海西法”）。
具体来看，当时“西洋”画法对中国画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凹凸法”的运用方面。 康熙及乾隆时期的宫廷画家在人物造型上大量吸收了西方绘画的明暗凹凸之法。 清人张庚在《国朝画征录》中言：“中国只能画阳面故无凹凸，而西洋画则兼画阴阳，故四面皆圆满也。 ”
国博展出的一幅《玄烨像》受西画影响的痕迹十分明显。 画面刻画细腻，造型精确，特别是人物面部肤色与真人相近，眉眼鼻唇的描绘凹凸分明。 与中国传统的肖像画比较，以西画法表现的人物，突出了外形的相似度，而未能突破外表的造型局限，达到摄取物象骨骼和风韵的目的。 这样的肖像画，看久了，总觉余韵较少。 反观宋太祖赵匡胤立身像，气度非凡，风神潇洒，这才是这一幅帝王肖像所要达到的真正目的。
在此次展览中，观众可以见到许多中学课本里的古人，特别是那些帝王，曾经是历史书中某一个章节的重点插图。 在国家博物馆馆藏人物画中，帝王和皇族成员在明清肖像画中占有重要部分，甚至出现同一个人在同一时期多种不同版本的肖像画。 这些帝王和皇族肖像，多以写实为主，以形写神，赋色厚重，画工精湛，多为职业画家所为，且多不具画家姓名，是明清时期传神写照的典范，是一种兼具观赏性和祭祀性的肖像画，具有“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能。
如今，这些帝王与皇族或坐或立在展厅之中，萦绕在他们身边的是那一段段并未久远的历史。 驻足在前，常常令我们陷入到历史的沉思之中，仿佛可以与他们平等对话。
（摘自《北京青年报》王建南）
伏尔泰：在中国发现了新世界
在18世纪，法国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 在法国启蒙思想家的阵营中，伏尔泰始终是一位居于核心位置的最有影响的领袖人物。 伏尔泰的一生，几乎经历了法国启蒙运动历史发展的全过程。 伏尔泰和他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具有较多的关于中国的知识，并且对于远方的中国抱有很大的热情。
一
伏尔泰早年曾在耶稣会办的学校中受教育，耶稣会士们所介绍的中国给他以深刻的印象。 以后，伏尔泰也一直关注来自中国的文化信息，研读有关中国的著作，与许多耶稣会士保持着接触和联系。 在他的私人藏书中，几乎包括了他那个时代出版的所有关于中国儒学的书籍。
伏尔泰终其一生，始终保持着对中国文化的热情。 在伏尔泰的一生中，有近八十部作品、二百余封书信中论及中国。 伏尔泰在中国发现了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具有的新精神和新文明，成为他致力于改造法国社会的政治理想，成为他一个极力赞赏和追捧的文化榜样。
伏尔泰对中国悠久的历史给予充满激情的赞誉。 在他看来，中国人是开化最早的民族。 古老而优秀的中国文明正是对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妄自尊大最有力的对比。 在伏尔泰的著作中，曾多次提到中国的历史悠久，并表示出由衷的赞叹。 他称赞中国古代文化取得的优秀成果，说中国是世界上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
在伏尔泰对中国的“发现”中，他最为注重的是儒家礼治秩序，是中国人的道德和法律。 伏尔泰和启蒙思想家们认为，他们从中发现了一个完全新的道德世界。 伏尔泰曾认真研读过各种儒家经典和孔子思想论著的译本，对孔子称赞备至。 他说：“我钻研过他的著作，我还作了摘要，我在书中只发现他最纯朴的道德思想，丝毫不染江湖色彩。 ”他还在一封信中称：“孔子为天地之灵气所钟，他分辨真理与迷信，再站在真理一边； 他不媚帝王，不好淫色，实为天下唯一的师表。 ”
伏尔泰认为，孔子的哲学乃是一整套完整的伦理学说，教人以德，使普遍的理性抑制人们利己的欲望，从而建立起和平与幸福的社会。 伏尔泰极为推崇孔子，并且从孔子的思想中吸取了许多思想的养料。 作家雷蒙·纳弗在《伏尔泰其人其文》中，把孔子列在伏尔泰的“精神教父”之中，称孔子“以特有的魅力引起了伏尔泰的关注”。 纳弗还说，孔子和“人类道德的伟大导师们”，“以他们的仁慈、他们的善良和正义感，激励了”伏尔泰，使他“心甘情愿地从他们那儿接收了启蒙宣传的主要内容”。
二
伏尔泰非常推崇中国的道德和法律制度。 在他看来，中国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 伏尔泰说，中国人具有完备的道德哲学，它居于各科学问的首位。 中国人的道德源于中国文化的理性原则。 他赞赏中国人的道德与人心、人生相结合的主张，认为中国儒学的“性善”说与基督教的“性恶”说有本质的区别。 人类的“性善”，才使他们在“爱神”之外，能够“以深厚的感情，去爱其祖国及其父母妻子”。 他说，西方民族的任何格言和教理都无法与此“纯粹道德”相比拟，孔子常说仁义，若使人们实行此种道德，世上就不会有人们互相攻伐了。 伏尔泰还认为，所有中国文化的优越和美好，都可以活生生地实体化，这就是孔子的思想和言行，孔子是中国文化的理性原则衍化为“纯粹道德”的最好体现者。 “世界上曾有过的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就是奉行孔子的律法的时代。 ”伏尔泰指出：“中国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法律。 儿女孝敬父母是国家的基础。 ”“这种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把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组成一个大家庭。 ”中国人很讲究礼节，“这些礼节可以在整个民族树立克制和正直的品行，使民风既庄重又文雅”。
伏尔泰还对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评论。 他认为人类文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史都是从中国开始的，而且长期遥遥领先。 伏尔泰在他的著作中，多次论及中国古代文化，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的历史、法律、宗教、道德、科学、哲学和风俗等问题。 在谈到中国古代的科技文明时，对于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等发明，对陶瓷、玻璃、养蚕丝绸等物产，都指出其有很悠久的历史，并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他还说到中国的天文学与算学，他认为中国古代科技文明向世界证明，中国人不是像欧洲人那样装饰着艺术的殿堂，他们是在建筑着这一辉煌的艺术殿堂。 他们“几乎拥有我们所有的一切，以及我们所缺少的一切”。 在他看来，中国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美好的世界”。
所以，伏尔泰主张大力加强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两大文明应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摘自《文明的力量：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武斌著，广东人民出版社）
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兵败后的命运
这是一支国民党的王牌部队，孙中山最为看重却背叛了他； 这是一支蒋介石最瞧不起的部队，却不能撤销或遣散。 《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实录》（陈冠任著，中国党史出版社）一书，全面解说这支王牌部队鲜为人知的历史秘闻。 本刊特摘编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运送黄金去台
1949年4月下旬，解放军百万雄师开始横渡长江，江阴要塞国民党海军闻讯发动起义，活捉要塞司令戴戎光，并反戈一击，支援共军南渡。 这直接导致国民党海军江防作战舰艇困在长江水域的江阴与安庆之间不得脱身。 随后，海军司令桂永清虽然派“永嘉”号军舰等大型舰艇冒险突破要塞岸炮的封锁，向长江下游突围驶抵上海，但海军整体战力已受重挫，南京也跟着失守了。
梁赤新所在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第二团第二营也搭乘军舰从定海返回上海，协助保卫大上海。 军舰泊在黄浦江码头，官兵们住在军舰上面。 一天，官兵突然看到从南京方面突围出来的海军大小船舰到达黄浦江港口，船身弹痕累累，有的军舰还在船上为阵亡官兵举行公祭仪式。 这时，他们才知道海军在南京长江口打了大败仗，逃回上海来了。 梁赤新大着胆子一问，对方说：“南京沦陷了。 ”这使得梁赤新一夜没有睡觉。 许多人像他一样感到了末日来临前的恐惧。 而蒋介石也绝望了，暗中开始做着大陆失守、逃往台湾岛的准备工作。 一天晚上，第5连连长陆现玖突然集合部队，宣布说：“上级叫我们去搬运货物。 ”“搬什么？ ”有人问道。 陆现玖说：“不知道。 不过，上级叮嘱我们搬运过程务必要特别小心。 ”
为了保密，码头四周还派有宪兵进行警戒。 货物全是以木箱封装的，每个木箱里还装有两个铁制的小箱，而且捆绑得很牢固。 箱子很沉很满，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需要七八个人才抬得动的大箱子,另一类是四五个人抬的较小一点的箱子。 这些箱子搬运到他们居住的军舰的后段船舱，堆放起来后，再用帆布覆盖。 官兵一直搬运到凌晨两点才收工。
第二日，他们白天休息，到了晚上9点，又集合开始工作。 谁也不清楚搬的是啥东西。 在搬运过程中，他们比黑工还不如，伙食很差，他们虽然住在军舰上，但不与军舰上的海军一起开伙，只能吃着当初带来的干粮。 因为时间太久了，这些馒头已经发霉，伙夫只能将发霉的地方去掉，然后放到专用的大蒸锅里，再把美军牛肉罐头倒进锅里搅拌。 这样的东西吃起来，比猪狗还不如。 有人想下舰去买吃的，却不准下舰，结果一些卖香蕉的小贩闻讯上舰来兜售香蕉，一个钢洋买两根香蕉。 他们就这样忍住饥饿，连续搬运了四五个晚上。 完成装载后，军舰奉命驶往台湾，第二营官兵也随同前去台湾。
5月1日，军舰驶抵了高雄的左营军港。 陆战第二团第二营到达左营军港后，当天进驻了警卫新村。 那里有日本海军遗留下来的营舍。 等到安顿妥当后，第二天，官兵又奉令到码头下卸货物。 这一次，他们可以白天卸货了，并且还用上了堆高机，将军舰上的货物逐次移置到海军汽车大队的卡车上，再送往左营海军司令部的地下室储藏。 官兵连续工作三天，才将军舰上的货物全部卸完。
随后，梁赤新所在的第5连负责海军总司令部的防务。 又过了几天，天下着雨，梁赤新与五六位士兵奉命到海军总部出公差，将先前从军舰搬到海军司令部地下室储藏的货物再搬上卡车，运往冈山空军总部。 谁知在搬运过程中，一个士兵由于下雨手滑，不小心将箱子摔落在地上，“哗啦”箱子里的银元洒落一地。 此时他们才知道小铁箱里装的全是银元。
6月，第5连又奉命派一个排从左营火车站押运一批货物到台北火车站。 货物装满了三节车厢，负责押送的官兵就睡在木箱上，货物顺利运抵台北火车站后，他们就返回了左营。
返回左营后，一位叫蔡德杰的，是长山岛人，悄悄问梁赤新等人说：“嗨，你们知道我们啃着硬馒头搬运的是什么？ ”“是什么？ ”“我们运送的是黄金。 ”“有这事儿？ ”“可不。 你们看。 ”他骄傲地向同乡们炫耀展示。 原来这位老兄发现是黄金后，趁着押送之便，找了个小铁片，一路上拼命地刮，刮下来的黄金约有一钱多。
官兵们这才恍然大悟，搬运黄金的事情随后也就传开来了。
“联荣”号军舰起义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做台湾的“保护人”，并且强调美国要“制止共军对台湾任何攻击”，同时要求国民党军停止对大陆实施海、空攻击，以支援美军在朝鲜的战争。 7月26日，原陆战队司令杨厚彩调到陆军总司令部作战中心出任副司令，周雨寰升任海军陆战队司令，谢远灏为副司令，王洽南为参谋长。
杨厚彩为什么突然被调走了呢？ 除了蒋介石调整将领的部署外，据说还与他多年的副手柳炳熔有关。
柳炳熔是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的女婿。 这陶峙岳也是湖南人，老家宁乡县龙凤山，与杨厚彩的老家浏阳县永和乡不远，且陶峙岳出任过胡宗南麾下第一军军长、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与杨厚彩既是同乡，还有上下级之谊。 因此，柳炳熔也可以说是杨厚彩的故人子弟。 陶峙岳与张治中关系密切。 1949年国共和谈破裂后，作为和谈代表的张治中投向共产党； 9月，两次发电敦促老友陶峙岳与新疆省主席包尔汉等人起义，归向人民阵营。 陶峙岳也欣然同意，9月25日通电全国，宣布起义投共。 在岳父起义时，柳炳熔正在广东，为国民党海军第四军区第四巡防艇队队长（因为资料有限，柳是否为陆战队第一旅副旅长尚不确定。 笔者判断应如周雨寰等人一样，以副旅长身份兼任第四巡防艇队队长）。 他手下的“联荣”号军舰是美制步兵登陆舰，排水量380吨，装有高射机关枪四挺、双联装高射机关炮一门，还有重、轻机枪四挺。
早在几个月前，潜伏在国民党海军司令部人事署的中共地下党陈志远已瞄向了该舰，派自己的同学张孟前去担任舰长。 张孟赞同起义，好几次出海时都因其他舰艇相随，起义没找到时机。 为此，地下党直接联系柳炳熔率领“联荣”舰起义。
10月14日，广州解放，“联荣”号随第四巡防艇队撤往澳门，在海面上锚泊待命。 23日下午，柳炳熔突然来到香港，找到前度起义失败的“太和”号副舰长李作健，要求会见中共地下党。
在铜锣湾一家饭店，柳炳熔见到了陈志远。 柳炳熔说：“9月底，李作健到广州带给我的口信已经收到。 由于桂永清在黄埔布置撤退事宜，我与张孟实在不能脱身。 广州解放后，我的艇队已撤到澳门海面。 由于桂永清的严密监视，我已不能随意行动。 这次是以联系抢救一艘登陆舰的拖轮救援为由，来香港找到李作健的。 张孟已调离‘联荣’舰，目前住在广州。 ”随后，柳炳熔又介绍说：“炮艇队大大小小共有20艘，其中旗舰‘联荣’舰最大，现在停泊在澳门外的三灶岛海面。 ”
经过商谈，柳炳熔同意起义，并且说：“我在‘联荣’舰上没有可靠的人，又不懂航行技术，希望李作健与我一起去澳门。 ”“这个没问题。 ”陈志远当即决定说，“我指派李作健、李后贤等人协助你组织起义。 ”
第二日下午，柳炳熔、李作健、李后贤一起乘香港去澳门的轮渡去了澳门，住进了澳门国际酒店。 之后，柳炳熔提供了两份“联荣”舰的官兵花名册，李作健翻阅一遍，决定先争取舰艇上的刘景龙、李振华、杨成德和曲振华等人。 经过做思想工作，刘景龙等人决定起义。 随后，他们串联发展了12人，各部门都有。
于是，李作健、柳炳熔召集众人开会，研究起义计划，最后决定在10月27日凌晨3时海水涨潮时发动起义。 谁知众人就要散去时，李后贤跑了进来，对李作健说：“‘联荣’舰已接到通知，要在明日（10月26日）晨驶靠‘太昭’舰，将顾祝同寄放在‘联荣’舰上的一只电冰箱拉过去。 ”
李作健分析后说：“这是个圈套，陶峙岳已经在新疆率部起义，桂永清是要抓柳炳熔了。 ”“那怎么办？ ”柳炳熔说。 李作健说：“提前在26日凌晨3时行动，口号是‘一定要把军舰开出澳门投奔共产党’。 ”然后，众人马上回“联荣”舰进行起义准备。
当晚，李后贤乘夜班轮船赶回香港，向陈志远等人汇报。 10月26日凌晨3时整，李振华突然走到武装值班的哨兵跟前说：“值日官叫你有事，让我替你站一会儿岗。 ”哨兵信以为真，把枪交给了李振华。 然后，李振华叫起义骨干曲振华将士兵的舱门锁住； 接着，带着刘景龙、杨成德等人直奔舰长室，一脚踢开门，舰长从熟睡中被惊醒，刘景龙收缴了他的手枪，并将他禁闭在舰长室内。
李振华又拿着舰上小武器仓库的钥匙，取出枪支，分配给全体起义的人员。 之后，他们将一些难以控制和不明底细的人关押在油漆舱里。 在李振华缴一个军士长的枪时，对方突然拔出一把日本战刀向李振华背部砍去。 李振华负了轻伤，曲振华立即用枪对准他，军士长乖乖地放下武器，随即被捆绑起来，关进了舱室。 就这样，起义人员顺利地控制了全舰。
柳炳熔来到了驾驶台，下令立即发出信号，命令手下20多艘炮艇马上发动机器，跟随“联荣”舰去执行“剿匪”任务。 很快，附近海面上的各舰跟随着“联荣”舰拔锚起航了。
离开澳门海面不久，“联荣”舰突然调转航向，朝广州方向快速驶去。 停在澳门海面的“太昭”舰发来电报询问并警告：“你们要去哪里？ 赶快回驶，否则就要开炮了！ ”“怎么办？ ”曲振华问道。 李振华说：“回电假称军舰搁浅，正在设法抢救。 ”
这时“联荣”舰已经加速了。 当“联荣”舰驶抵中山县时，雷达兵发现一架飞机朝他们飞来了。 为防止空袭，李振华、曲振华立即加速规避，于是与其余小艇越来越远。 等天亮时，他们发现只有一艘炮艇25号跟在后面航行，其他舰都不见踪影了。 不久，“联荣”舰驶抵珠江三角洲的江门。 这里已经解放了。 李振华和曲振华立即上岸，找到当地军管会，请求给予帮助。 军管会派了几名干部上舰帮助工作，砍了一些树枝，把“联荣”舰保护起来，并发给了李振华等人200元港币。 然后，他们继续开往广州。
经过一夜航行，10月28日早晨8时，李振华等人安全抵达广州，立即受到解放军首长陈赓、邓华等人和广州军民的热烈欢迎。 随后，“联荣”舰编入广东省军区江防司令部，重新命名为“勇敢”号，并参加了清剿珠江三角洲国民党军残部和解放海南岛的战役。
解放战争中的三大阻击战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中共中央分析全国作战形势，决定抓住有利时机，与国民党展开战略决战。 本文讲述的三场阻击战，因其战略地位之重、作战规模之大、艰难程度之高、作战精神之勇、战术运用之巧，被公认为解放战争中著名的“三大阻击战”。
塔山阻击战
塔山阻击战是辽沈战役中的关键一环，其胜败事关锦州战役、辽沈战役之全局。 “塔山”名中有“山”，实则地势平坦，易攻难守，距锦州仅20余公里，是锦州与华北联系的唯一通道。 我军若想击溃援锦之敌，保障锦州之役取胜，塔山必须死守； 蒋军若想增兵援锦解围，避免部队遭到全歼，塔山必须夺取。 因此，敌我双方均不惜一切代价想取得塔山的控制权。
1948年10月7日，锦州战役打响，东野4纵、11纵等部奉命坚守塔山，以4纵担任正面防御，由程子华指挥作战。 10月10日，敌军出动了5个美械师，投入了40余门重炮和数十架飞机，在强大的炮火支援下发起了首次进攻。 短短几十分钟内，5000余发炮弹砸向4纵阵地，防御工事被大量摧毁。 敌军继以密集队形向塔山、白台山阵地发起数十次冲锋，前沿阵地、交通壕数次易主，战场上尸横遍野，但敌军终未得逞。
10月11日，敌军继续采用猛烈炮击和人海冲锋交替的方式进攻，经过一天胶着的白刃战和攻防战后，敌军再次被击退。 13日是战斗最激烈的一天，敌军以7个师的强大兵力向我军发动钳形攻势，号称“赵子龙师”的敌第95师为攻下塔山，连续发动9次波浪式攻击。 面对险境，4纵战士们高呼“与阵地共存亡”等口号，奋力相搏，视死如归。 激烈的战斗使塔山血流成河，我军阵地岿然不动。 14日，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发起总攻，锦州战役胜利结束，塔山阻击战也载入史册。
黑山阻击战
我军攻克锦州后，蒋介石又命令廖耀湘兵团经由黑山、大虎山西进，在侯镜如兵团的配合下伺机重夺锦州，打通北宁路。 我军则审时度势，决定集中主力围歼廖耀湘兵团。 黑山和大虎山就像两扇大门坐落在辽西地区，把守着沈阳通往锦州的唯一通道。 廖耀湘兵团无论西进还是东撤，抑或南下逃跑，都必须越过该防线。 而对我军来说，死守这道大门，阻挡敌军西进，为主力部队合围敌军赢得时间，是围歼计划的重中之重。
10月20日晚，卫立煌下达命令进攻黑山，东野10纵等部奉命阻击，战斗持续到21日，敌军方面无大进展。 10月23日，廖耀湘派出有着“国民党王牌军”之称的新一军4个师兵力大举向黑山进攻，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对前沿阵地疯狂轰炸。 东野参谋长刘亚楼电告10纵司令员梁兴初：“务使敌在我阵前尸横遍野而不得前进，只要你们守住黑山三天，西逃之敌必遭全歼。 ”
为完成任务，10纵指战员拼死相抵。 10月24日，在高家屯阵地的争夺中，敌军见石头山高地久攻不下，便下令重炮团不分敌我猛烈轰炸，占领了该高地。 101高地的战斗当属整个战役中最惨烈的一幕，25日拂晓，敌军出动100多门美式重炮和10架飞机密集轰炸，101高地被削低2米。 经过激战，我守军部队弹药耗尽，几个高地相继失守。 但我军随后又在山炮和反击部队的猛攻下，将失守阵地重新收复，防线得以巩固。 战至25日，敌军总溃退，我军10纵成功粉碎了廖耀湘兵团西进企图。 28日，东野完成对廖“西进兵团”的围歼。
徐东阻击战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拉开战幕。 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即歼灭被我军围困在徐州以东碾庄地区的黄百韬第7兵团。 黄百韬兵团是徐州以东敌军中实力最强的兵团，将该兵团围而歼之，不仅可以削弱敌军的有生力量，更能够通过吸引其他兵团救援进而扩大战果。
黄百韬兵团在碾庄被围后，徐州剿总司令刘峙严令李弥、邱清泉两兵团5个军20余万兵力东进驰援，扬言要不顾一切牺牲和损失在3天内与第7兵团会师； 而我军则计划在围困黄百韬兵团的同时，以8个纵队约10万兵力组建阻援、打援部队，其中由宋时轮指挥华野7纵、10纵和11纵在徐东地区正面阻击。 因此，要想顺利围歼黄百韬兵团，必须打好徐东这场阻击战。
11月11日起，敌军倚仗飞机、坦克、重炮的强大火力优势，对我军阵地展开轮番猛攻。 我军阵地，地形开阔平坦，无险可守，且纵深仅有20余公里，这无疑对敌军的坦克等重武器行动十分有利，对我军的阻击态势而言则十分艰难。 尽管敌占优势、气焰嚣张，但在我军的勇猛阻击下可谓寸步难行，邱、李兵团平均每天前进速度不足2公里，刚刚夺下的阵地很快就又回到解放军之手。 11月17日，我军为诱敌深入、断敌后路，佯装“总退却”吸引邱、李兵团追击，邱、李果然中计。 战至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被全歼，历时11天的徐东阻击战也胜利结束。 徐东阻击战也因其规模之大、兵力之多、时间之长成为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阻击战。
（摘自《学习时报》董文琪）
“皖南事变”前后的蒋介石
“皖南事变”是全面抗战时期国共之间最为严重的一次军事、政治冲突。 从1943年3月29日蒋介石当众斥责党内元老张继一事，或可管窥“皖南事变”前后蒋介石的心境。
痛斥与道歉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属于“后起之秀”。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蒋介石对党内元老甚为倚重。 随着其统治地位的日益稳固，逐渐开始闲置元老。 全面抗战爆发后，这一情况略有变化。 1941年元旦，为了表示对党内诸位元老的尊敬，蒋介石亲自逐一前往贺年。 对于这一“敬老”举措，蒋氏本人还颇有自得之意。 1941年1月4日，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对党国元老，分别亲往贺年，以示敬意，本年乃为创例。 ”
短短三个多月后，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3月2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当着众人之面，突然对国民党元老张继厉声痛斥。 此事经过，《蒋介石先生年谱长编》记载如下：“（1941年3月29日）对张继厉声痛斥，甚为自责。 国民政府委员张继向来反对共产党，言辞中往往指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立法院长孙科、监察院长于右任等亲共。 本日，于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中，又直言党政机关均有共产党存在。 先生闻言当即厉声面斥，谓彼自中华革命党创立以来，虽极忠于党，然其言论则常常有害于党。 ”
张继，辛亥革命时期投身反清革命，在同盟会、国民党内历任要职，至抗战时期，已经成为国民党内屈指可数的资深元老。 以其地位之尊，而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遭到“最高领袖”蒋介石的厉声斥责，对于张继而言，无疑颜面尽失。 蒋介石这一严重“失态”，颇有违其此前敬老之“初衷”。 因此，事情发生之后，蒋氏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日记中表达自己悔恨、懊恼之意。 在“自我反省”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张继言行的不满。
此事结果，3月31日，在八中全会纪念周的训词里，蒋介石郑重向张继道歉。 然而，蒋介石并没有因此便觉得心安。 4月5日，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写道：“惶惑不安，不知所属，竟至寝食不能忘怀。 虽觉党部与党员老朽可痛，不能不令余发泄此久郁不吐之积郁，无妨大事，然而自我声色不改，将必自害耳。 ”一般认为，蒋介石性格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 这一点他自己并不讳言，正如1926年6月26日他在日记中给自己写下的“淫荒无度，骄傲慢惰”八字考语。 除了好色、骄傲外，蒋介石喜怒无常，脾气暴躁，尤其是容易突然暴怒，一生中斥责过的人不计其数。 因此，如果只是一次普通的发脾气，显然并无多少深入讨论的价值。 然而，此次当众痛斥张继，无论时机，还是对象，均异乎寻常。
蒋介石这次大发雷霆，或许与“皖南事变”前后蒋介石复杂的心境有关。
蒋介石的“摇摆”
关于“皖南事变”前，蒋介石是否有一套完整的消灭新四军的方案，杨奎松、童志强、曾凡云等学者观点不一。 从现有资料看，蒋介石对此事的态度应该说是游移不定的。 限制中共的发展是他一以贯之、梦寐以求的目标，正如他在日记中一再表示要“严正约束”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但他自己内心里又不是太有底气。 约束之后，中共方面会如何报复，国际上苏联及美英等国会作出如何反应？ 蒋介石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因此，如何处置中共，可以说他一直在“严正”和“宽容”之间摇摆。
1940年底，随着新四军北移期限的不断临近，蒋介石内心深处亦存在着某种紧张情绪。 该年12月26日，周恩来和蒋介石面谈后，发给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的报告称：“昨日蒋因数日来心绪不佳（军何跋扈，夫人不归，粮价日涨，我们无复电），不断骂人，而过冷淡的圣诞节的背景中见我，蒋以极感情的神情谈话。 ”可见此时蒋介石心情比较沮丧，情绪非常低落。 在周恩来所列的四个方面的因素中，国共关系紧张无疑是最关键的因素。
1941年1月中旬，“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经过反复权衡，最终将这一事件定性为“整饬军纪”，只针对华中新四军，而不牵涉华北的八路军和中共整体。 2月8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称：“此次中央处理新四军事件纯为严明军纪问题，绝不牵及政治或党派问题。 故中央虽明知新四军与中共有关，但对中共仍抱定宽容态度，绝无压迫中共党人，或停止其刊物之举。 ”
蒋介石虽然最终抱持不扩大事态的态度，但对于这一事件的真正性质，蒋介石和中共领导层彼此均心知肚明。 蒋介石认为此事的影响有过于1926年3月发生的中山舰事件。 1941年1月31日，他在“本月反省录”中写道：“解决新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此为抗战历史革命过程中之大事，其性质或甚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在广州发难救党之运动也。 自验决心坚强，不为物质所诱，不为谣诼所动。 经此一举，威信树立，而内外形势必更好转矣。 ”
中共方面则认为此事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 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对“皖南事变”谈话，认为“皖南事变”预示着国民党将对全国各地共产党员及进步分子又要来一个“一网打尽”，有可能成为“四一二政变”的翻版。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九千余人，除小部分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损失惨重。 中共方面在吸取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从抗战形势及当时国共实力对比态势出发，改变事件爆发之初“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的决定，转而采取政治上取猛烈攻势、军事上暂时取守势的斗争策略。 不仅很快重建新四军军部，还提出12条要求，在是否出席参政会等问题上与国民党激烈交锋。
来自美苏的压力
国际上，苏联、美国纷纷过问此事，使得蒋介石面临巨大的内外压力。
据翻译师哲回忆，“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曾给共产国际发去长电，详细汇报此事的前因后果。 苏联外交部、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苏联驻华武官崔可夫等人，纷纷面见蒋介石询问事件详情。 蒋介石虽然“义正词严”地予以回复，但他毕竟心里没底。 为了缓和与苏联的关系，他不得不特地放下架子，亲自赴苏联大使馆参加庆祝红军建军的活动，“打破不亲到各大使馆之前例，以示隆情”。
令蒋介石始料不及的是，美国方面也对中共极表同情。 为防止中国重新陷入内战而无法牵制日军南进，美国明确反对国民党意在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的内战行为。 1942年2月，罗斯福总统派秘书居里赴华实地考察中国经济情形，国务院同时宣布美国对于中国国共之争表示关切。
这一时期，蒋介石神经高度紧张，采取了多种应对措施，虽然在继续获得苏联武器援助和争取美国对华援助方面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在反共问题上他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
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意在限制中共发展。 然而事变发生之后，中共方面据理力争，并彻底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国民党方面对此并无有效对策。 在这一点上，“皖南事变”的结果，对于蒋介石、国民党而言，无疑得不偿失，从战略角度看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 尽管蒋介石在口头上不愿意承认失败，但他也不得不哀叹从此中共已成无法就范之势。
“皖南事变”前后，可以说蒋介石的内心深处是紧张、压抑的。 “皖南事变”发生之初，由于消灭了新四军军部，蒋介石因尝到一丝“甜头”而感到暂时的欣喜。 然而，短暂欢愉之后，等待蒋介石的更多是苦头。 张继之所以遭其痛斥，据蒋氏自称是两年以来积愤的总爆发。 蒋介石把满腔的负面情绪一股脑都发泄到张继这位党国元老身上，冷静下来之后，不免觉得懊悔不已，只好一再反省、道歉。 真所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为什么遭痛斥的是张继
为什么是张继被痛斥，而不是别人？ 除了这一时期蒋介石内心紧张、心绪不佳外，还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具体原因。
第一，对国民党内的元老群体，长期以来，蒋介石虽然表面上尽力表示出尊敬之意，内心却颇为不满。 在其日记中，一再用“朽老不堪”“老弱无能”“老朽可痛”等词来形容叶楚伧、戴季陶等国民党元老。
第二，具体到党内元老之一的张继，蒋介石一直看不惯其自以为是的作派，心存积愤。 诚如1941年3月2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所称：“彼自以为爱党，而以人人为害党者，以致全党对之嫌恶痛恨。 所以余乃出而打此不平，使众人不平之愤气，得以稍舒，然而我反自陷于卖直卖公之罪矣。 此人实有害无益之人也，吾何悔乎？ ”
第三，张继遭到痛斥又与其这一时期发表的具体言论直接相关。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高层意见分歧。 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决定发表撤销新四军番号与惩治该军正副军长案，文人多延迟，而军人皆赞成。 ”换言之，即文官多主张推迟发布，而军事高层则多赞成。 军事方面，此前白崇禧等人甚至主张借机全面“剿共”。 文官方面，王世杰等人则明确表达他们的忧虑，顾忌中共方面的报复行动，尤其害怕影响与苏联及美英等国的外交关系。
这一时期，蒋介石既反对白崇禧等人不顾现实条件的全面“剿共”主张，也反对当时国民党高层里普遍存在的“恐共”心理。 “皖南事变”后，他在致宋子文的电报中，一再表示中共实力微不足道。 在和居里面谈时，要求其转达罗斯福，“中国之统一可以绝对保证”。 其中包含两层含义：第一，他并不想与中共全面破裂； 第二，如果中共一旦“叛乱”，他有能力“维持”国家统一。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张继公开指责国民党高层，甚至蒋介石左右就有共产党员的言论，在蒋介石看来极其“不负责任”，势必引起国民党内部的恐慌，尤其是加剧高层文官们的“恐共”心理。 这是蒋介石所不愿意见到的。
（摘自《同舟共进》林辉锋）
新中国对外贸易如何变大变强
70多年来，新中国在对外贸易领域经历了从计划管制到试点改革、从扩大开放到全面融入全球体系、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的发展阶段。
“一边倒”与“进口替代”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海关、国营外贸体系随即建立，结束了旧中国外贸与海关被外国人控制、外贸长期入超以及进出口商品检验权由外商垄断的屈辱历史。
当时，百业待兴。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不接触、不通商”的遏制政策。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管制中国在美的一切公私财产； 英国政府随后无理征用了在香港修理的中国所属“永灏”轮等。
从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角度出发，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外贸易政策定下了面向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和“进口替代”战略的基调。 同时，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和外汇管制，“减少对美贸易，逐步摆脱美国的影响”。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苏联承诺向中国提供有偿贷款。 同时，中国从苏联和东欧引进建设了“156项工程项目”（实际上不止156项）所需的成套设备和技术，建成了以鞍山、武汉、包头三个大型钢铁综合企业为核心的多个重要企业。 在此大背景下，中国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一度超过70%。
1960年后，中苏关系恶化，中苏贸易受阻，中国对外贸易总量于1962年跌至谷底。 这倒逼中国进一步打开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渠道。 1965年，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额占比上升到52.8%。 同时，中国对东亚、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也有所发展，如日本政府开始以分期收款的方式向中国出售生产化肥、合成纤维等的成套机械设备。
在“进口替代”战略和贸易保护原则指导下，当时的进口产品主要以军事装备、工业设备为主，无益于生产建设或国内可以生产的用品禁止进口。 这一战略通过建立国内产业体系、增加国内供给，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外经贸随之快速发展。 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的易货贸易大部分改为现汇贸易，还开始了更大规模的“43亿美元成套设备进口项目”。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外贸从1950年的11.35亿美元跃升至1978年的206.38亿美元。 但随着形势的变化，“进口替代”战略的弊端渐露，中国产品贸易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中国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从1950年的0.91%下降至1978年的0.57%。
“对外开放”与“对内搞活”
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利用外国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确立了包括引进政策在内的改革开放基本国策。
“对外开放”首先是经贸战略的调整。 考虑到资金技术短缺但劳动力、土地等资源相对丰富的情况，“进口替代”战略开始与“出口导向”战略相结合——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实施优惠政策，引进外资，促进出口； 在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继续实行“进口替代”战略。
不同时期的不同导向，事实上又形成了经贸发展的次级递进战略，如“六五”期间重点发展轻纺产品出口、“七五”期间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开始增加、“八五”期间机电产品成为最大宗出口商品、“九五”期间机电产品中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增长迅速。
这一时期，制约出口的主要因素是原材料短缺。 1979年，中央政治局批准在广东、福建等地搞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 由此，广东等地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权，开始参照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发展加工贸易。
加工贸易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对外开放格局的扩大。 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建立； 1984年，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等14个港口城市为经济技术开发区； 1988年，建立海南经济特区； 1990年，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个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
随着各种经济特区的建设，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及补偿贸易形成的“三来一补”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重要方式。
“对内搞活”涉及外贸管理体制和外贸经营体制改革。 其中的一个重点是放松外贸经营权管制，包括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汇率双轨制、改革外汇留成办法。 通过打破行业垄断、下放经营权，使政府部门与所属外贸企业脱钩，实现了外贸公司的转型升级。
此外，尝试综合使用出口退税、出口补贴等鼓励出口，筹建政策性外贸金融机构等扩大银行信贷，实行“工资总额与出口收汇额挂钩”的出口奖励手段，并进一步降低关税水平，取消进口调节税，削减进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管理的范围，取消进口替代清单等。
在“对外开放”与“对内搞活”的良性互动下，外贸公司活力迅速释放，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货物进出口总量在15年间增长超过24倍。 同时，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比由1980年的49.6%提升至1992年的接近80%，出口结构发生明显优化。
全面开放与自由贸易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逐步接轨后，单纯的“出口导向”开始转向“有选择的出口导向”，强调出口向国内比较优势的产业转变，以带动国内技术和产业水平提高。
党的十四大特别强调，要抓好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注重培养资本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机械电子产品和成套设备的出口。
1992年后，对外开放的区域由东南沿海向内陆地区推进，重点打造包括开发区、保税区、边境合作区、出口加工区等在内的特殊开放平台体系，并陆续设立14个保税区，开辟边境经济合作区； 1994年，中国和新加坡政府创新性地设立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这些平台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
随着复关谈判的深入，中国开始参照世贸组织规则进行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外贸体制的深化改革。 1994年，国务院明确规定从贸易保护体制向贸易自由化体制转变，要求建立有法可依的对外贸易管理与促进体系。
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抵挡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2001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达到5097亿美元，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上涨321%。
随着市场环境的完善，西方发达经济体的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开始大举投资中国市场。 至1999年底，中国连续多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经贸战略再次进行积极调整。 借助于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中国得以不断降低对美国等主要出口市场的依赖程度。 同时，进一步融入全球产品制造的生产链环节，参与国际贸易的方式从成品出口转向零部件出口，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2009年，中国货物出口额首次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 在跨国企业的助推下，商品、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不断加强，全球价值链逐渐成形。 中国逐步参与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开发、营销等环节，在价值链中的地位有所提升。 2003-2012年，中国企业实际对外投资规模从28.5亿美元增长至878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对外投资第三大来源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针对新时代对外贸易领域的新特征，党中央明确提出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共建“一带一路”、构建对外开放战略新格局等重大战略部署。 “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的重要探索，是中国对外贸易“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要里程碑。 在“一带一路”带动下，中国于2015年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2016年开始对外投资位居全球第二。
（摘自《解放日报》邬展霞）
1946年留守营事件中的中共与美方博弈
留守营事件，是1946年7月在河北省秦皇岛城区西南20多公里以外的留守营镇西河南村（今属秦皇岛市抚宁区）发生的一起中国共产党地方部队扣押7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的事件，也称“西河南事件”。 这起事件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相关注释中有所提及，但语焉不详。 为了弄清这个事件，笔者根据当时《大公报》的报道，又对照了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和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关于此事件的内容，再结合两次亲赴事件发生地探访到的情况，从一个侧面再现这一事件。
留守营火车站驻进了美国兵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帮助国民党军队抢占东北，保证国民党军队向关外运兵，从9月起，大批美国军舰、运输舰接连不断在塘沽、秦皇岛靠岸。 11月，经过山海关之战，美军和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山海关，打通了华北通向东北的北宁铁路。
北宁铁路是北京到沈阳的铁道线路，这条铁路在留守营镇设有留守营车站。 抗日战争期间，北宁线经过的冀东地区是日占区，驻有日军。 但这一带又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共产党地方武装和地方政权。 很显然，在日本投降后抢占东北，冀东必然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地区。 而横在国共之间的帮着国民党政府的美军也就必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当地军队的“眼中钉”； 留守营车站里驻扎的美军也就成为了当地共产党军队驱逐的对象。 留守营事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留守营，因明朝将领吴三桂、冯守业安营于此镇守山海关而得名。 此处为出入山海关的咽喉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近代连通关内关外的铁路建成以后，这里的交通地位更显重要。 此外，这里还有冬天取冰贮存、留作夏天之用的特别传统，这一传统对留守营事件的发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留守营镇的西河南村，有一李姓人家开的一处冰窖远近闻名。 冰窖位于留守营火车站东南三四公里处。 李家年年在最冷的冬季到当地的一条名叫洋河的河面上开凿大量冰块，并把冰块运到自家的冰窖里储藏起来。 李家的冰窖因为储量大、冰体保存好，在当地小有名气，所以一到天热，来李家购冰的渔民等往往是络绎不绝。 1946年的夏季，又该是李家售冰的旺季了，但令李家人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年倒是因为冰窖居然把他们家跟中国共产党部队和驻华美军之间的一场纠葛联系到了一起。 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驻留守营车站的几个美国士兵到李家冰窖找冰。
这几个美国士兵在1945年九十月间跟随他们所属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军团第1师从塘沽登陆进入了中国华北。 他们在事件发生前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保卫北宁铁路安全通畅。 驻在留守营车站的这些美兵，在刚驻下的前大半年时间里，日子似乎过得还挺惬意。 据笔者在实地探访时找到的一位老人讲，他那时十二三岁，经常和其他一些小孩去车站那看“美国兵”。 据他所见，美国兵住在一节火车车厢中，约有十来个人，经常到铁道上走走。 他们吃的是罐头，喝的是桶装水。 那些东西据说是全从秦皇岛基地那边运过来的，他们不食当地任何东西。
失踪了七个美国兵
1946年7月13日，星期六，本是一个普通的周末。 这一天按中国的农历节气讲，在当年正值小暑尾端、将入大暑，属于一年中天气最为炎热的那个阶段。 当天下午6点，站里的美军军官派出了一行8人的找冰队伍。 远近闻名的李家冰窖便成了他们的目标。 8人乘坐一辆挂了拖车的吉普车直奔目标而去。 不久，这一行人到了李家冰窖。
这群平均年龄仅为20岁的士兵们很可能正沉浸在冰块带来的超爽享受时，突然发现已被一群不明身份的持枪武装者包围了起来，手中的枪也很快被缴了，接下来只有乖乖当俘虏的份了。 这批不明身份者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如此“巧合”、如此“及时”也在这里呢？
美军驻华北指挥部的反应非常迅速。 就在当晚，驻秦皇岛美军指挥部门迅速派出一支百余人规模的搜寻部队赶往事发地点进行搜救。 但为时已晚，7个美兵和那群劫持者早已不知所踪。 当天北宁线上原本正常运行的火车也因此事晚点了几个小时。 接下来的五六天里，美国人出动了更多的力量在海陆空三条线上进行大规模搜寻，但都没有找到失踪士兵的蛛丝马迹，直到从另外渠道获知有关消息后才停止搜寻。
驻秦皇岛美军指挥部为什么能在第一时间知晓此事并作出搜救行动的呢？
根据《大公报》7月15、16两日的报道，我们知道了原来去冰窖的士兵有8个，而失踪只是7个，有1个漏网了。 正是这个漏网者逃回去报告了上级。 但这个士兵是怎么从那么多劫持者的眼皮下逃走的？ 15日的《大公报》报道说：“内有美军一名逃出返至留守营，当向美军首长报告经过。 ”16日有两则报道，其中一则说“被来路不明之武装华人包围，一人隐于冰窖稻草内，得免于难，其余七人被掳去。 事后由逃归之一人报告留守营美军司令部”； 另一则却说“被来路不明的武装中国人包围，将八人完全掳去……中途有一人逃回向所属长官报告”。
逃出的那个美兵到底是藏在冰窖稻草中未被发现？ 还是被抓后半路逃脱？ 还是劫持者故意放走？ 笔者在访谈中和李家后人接触后推测，那个美国兵应该是躲在冰窖的稻草中没被发现而逃掉的。 西河南村属于国民政府统治区域，作为做点生意的普通人家，李家人当时可能真的没发现有美兵藏在稻草堆中，也可能看见了而没说出来。 另外，对于这支当地武装队伍来讲，人数多，又熟悉道路，擅长晚上行动，所以一开始若抓了8个，后面是不会给他逃跑的机会的； 而且也没有必要故意放一个士兵回去报告，因为按当时态势看，美方最多迟几天也会知道自己的士兵被抓了。
从7个士兵失踪的当晚开始，驻秦皇岛美军在国民党军队的配合下，连续进行了6天的疯狂搜索，企图找到失踪者。 在这6天里，美军进行了陆海空全面搜查，“驻津美陆战队第三侦察队之小型飞机两架在该区上空巡逻。 第七团特务营之两栖登陆艇一排计三艘，由北戴河以南之海岸向渤海湾方面搜索，同时有步兵部队向内地巡逻”。 这种掘地三尺的架势并没有帮到美军多少忙。
北平军调部出面，三方也在博弈
倒是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一个特别执行小组的到来，才使忙碌了几天的美军消停下来。
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以下简称“军调部”）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1945年12月抵华后调停国共关系的产物，直接受美、国、共三方共同组成的最高“军事三人小组”（美方代表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先是张群后为张治中和共产党代表周恩来）领导。 军调部于1946年1月14日在北平成立，内设三人委员会，美方委员是罗伯逊，国民党方面委员是郑介民，共产党方面委员是叶剑英。 1947年2月21日军调部终结历史使命。 军调部曾先后派出特别小组36个，其中执行小组29个、交通小组7个。 这次来处理留守营事件的就是其中的一个执行小组。
执行小组由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广智、国民党代表陈建、美方代表马丁在7月17日组成。 7月19日执行小组正式开始进行交涉工作，美国军方派出了海军陆战队驻华部队司令部参谋处第二科助理参谋布朗具体对接。 北平军调部和当地美军指挥部开始知晓共产党武装扣押美兵一事，应在17日前，因为有报道说“共军昌黎支队张绍义有函分致军调处执行部及留守营之美军司令部，谓因该美军士兵在西南庄（西河南村）鸣枪，故将其缴械扣留”。 中国共产党的当事方以这种新闻报道的方式自然地告诉世人真相，也意味着向美方明确宣告是他们扣押了那7个士兵。 更有报道具体说是原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旧部昌黎游击支队于化龙部及抚昌联合军工作队刘洪庆部联合扣押的。
如何解决这个事情呢？ 处理过程并不简单，特别小组到来之后又用了6天才解决。 这说明事情的最终解决还是颇费一番周折的，尽管目前一时还不知处理过程中的具体情形，但从当时有关的新闻报道中能够看出共产党、美军和国民党三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一个问题上。
这个问题就是对扣押美兵的原因各执一词而导致释放美兵的条件不能统一。 《解放日报》文章认为，7个美兵侵入解放区，破坏了中国主权，还“向地方民兵开枪射击，当地民兵乃将其解除武装，遣往冀东解放区第13分区司令部处理”，因此，共产党部队扣押美兵是正当的。 那么要放人，“美方应向解放区当局正式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对于后来放人，中国共产党方面是这样说的：“美方代表马丁上校接受美军驻守防地不作违法外出条件”。 这意味着共产党方面是得到美方保证不再犯之后才放人的。
美方和国民党方面的态度可从他们的声明和记者招待会上的回答理清眉目。 关于事件发生的原因，美海军陆战队驻华部队司令骆基宣称，这几个士兵“正在秦皇岛西南28英里之西南庄（西河南村）买冰之际遭意外之袭击，被身着蓝灰色服装之武装中国人约80人包围，并为彼等所逮捕”。 美方认为自己是“遭意外之袭击”，是受害者。 因此，在关于释放士兵的条件方面，和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要求存在差异。 但骆基在说这番话时，执行小组中美方代表马丁已经接受了共产党代表提出的“保证”条件了。 尽管美军方在接到被释放的7名士兵后还特地安排了一场记者招待会，让一名被释放士兵回答“事件发生时，该美军是否曾鸣枪或练习打靶，答称‘无’”，但这种试图通过一个被释放美兵之口，来挽救前番因马丁接受“保证”条件之“错”已经不可能了。 因为美方的招待会是在共产党方面已经公开宣布美国代表作出“保证”之后才举行的。
留守营事件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反对美军侵入解放区、侵犯领土主权的正义要求，表达了对美国支持蒋介石进行内战的严重不满。 同时，留守营事件也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进一步鼓舞了解放区党政军民的高昂斗志。
（摘自《党史博采》周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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